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24)

二四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法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株连一片。逼供信，冤假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

　　据有关史料统计，红四方面军的肃反，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只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其余都被杀掉。在肃反过程中，仅三十团就换了三次团长，政治委员及主任也换了三次。有的团换了四五次。大批被撤换的干部罪名都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他们被捕后，有的在前方枪毙，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仅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据统计就有500多人，其他各团也不小于此数。

　　§张国焘肃杀之风吹遍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坐镇白雀园，在红四军中展开疯狂的大肃反后，恶浪很快波及到鄂豫皖苏区各个角落。

　　11月25日，张国焘就肃反事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称：

　　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正确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领导者，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

　　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提供的经验还大，可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接着，张国焘又以“元芳”、“张特力”等笔名，连续在他主办的《肃反专号》及党、红军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到处作报告，下指示，致使“肃反”扩大化之风越刮越烈。

　　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监委发出通告，称：

　　当党内隐藏了许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作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发动两条战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从我们党内、国内、苏维埃、工会……中清洗出来，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中心工作之一……要继续扩大肃反的胜利，必须学习前方经验利用到后方来，广泛地举行清洗运动。

　　肃反的“声浪”使许多人头脑发热。许多群众也不清楚什么是改组派，什么是AB团，只要有人指证，对于嫌疑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方式多是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激愤之下，也无法为自己辩护。

　　这股“高唱入云”的声浪，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冤魂。当时分局委员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以及鄂豫皖苏区创始人戴克敏、曹学楷等都以“改组派”、“第三党”及“AB团”的罪名被杀害。仅光山县委及县机关第一次被捕的就达100多人。后来经多次清洗，区乡政权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

　　在周河地区，肃反中被杀害的共有100余人。乡苏主席李间寿、区苏会计凌介德、二乡团支部书记鄢道乡的常委韩家虎、区游击队长傅良太等，都是这一带参加革命最早的，结果都被杀害了。据统计，周河一带革命最早的18人当中，有14人被肃反杀害。

　　在光山县乘马区第七乡，乡苏维埃主席韩家应也被杀。滥杀，搞得乡苏维埃主席没人愿意干。

　　在乘马区的第九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五任乡苏维埃主席都连续被杀。此外，乡苏委员米维记、村苏主席桂家钱，都被杀害。杀到最后，乡里党团员被杀光了，农民余田龙到福田河买东西，说了几句闲话，也被保卫局的人杀掉了。

　　在陈店王湾村，肃反总共逮捕16人，杀害了13人，其中有教师和农民。

　　在麻城的中官驿和宋埠地区，区里的58名工作人员除一名炊事员外，都被逮捕，而后大多被杀害在可新桥的西大山脚下响水堰。

　　在鄂东北道，道委书记罗作环顽固执行张国焘肃反指令，将红四军后方医院的熊政委和党委秘书都杀害了，又将红军中伤病员20多人杀死。

　　箭河曹门的吴先海说：“1932年8月，箭河曹门的吴世恩，因其老表被打成‘改组派’，保卫局的人把他和其他的几个人捆在一起往北押送，正好从曹门村前的大河堤上经过。吴世恩在被押的人群中看见了他的老表。他这老表是箭河胡洼人，便上前与老表说了几句话，晚上吴世恩就被捉走了，说他是反革命，第二天就处死在曹门的后山上。箭河肖家湾有一个外号叫肖鸦雀的老百姓，平时爱说笑话。一天，他看见赤卫队打胜仗回来，每人挑两捆枪，就开玩笑说：‘嘿嘿，瞧你们挑枪，跟卖甘蔗的一样。’就因为这句话，说他诬蔑红军，被捉去杀了。”

　　在商城，被杀害党政及地方武装干部有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红日》社社长及革命法庭庭长吴靖宇，连红军总医院商城分院的9个人也被杀了7个人。

　　赤南县县委机关共48名干部，被以改组派罪名的杀害就有45个。

　　商城县先后三次大肃反，村苏维埃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在南溪。亲身经历者张竟说：“我们那里没有一家不参加革命的，没被肃反的很少。白沙河区第一任赤卫队长余品高、彭昌定被杀害在南溪。家里人也被肃反杀的有彭的弟弟彭宏银，第三任村苏维埃主席，我父亲到区当常委，也被肃反杀害了。我叔父家十几人都被杀完了。”

　　据郭述申同志后来回忆道：“当时在商城的负责同志现在很少，其主要原因就是杀得太多。1933年商城县委书记，我记得是高开文被杀，少共书记雷金杨也被杀。实际上当时的一些老同志，现在恐怕所剩无几了。”

　　麻城县幸存的方忠濯回忆麻城县的肃反情况说：“当时的小山上、河坪里堆满了死尸，国民党叫老百姓把这些尸骨都收埋在一个大坑里，并且还堆了好高，群众起名‘万骨墩’，虽然没有一万人，也有上千人，这些被杀的人都是乘马、顺河、中宋边区、福田河区、黄土岗区的。这里的区委、区苏一般都有五六十人，大部分被杀，留下只有少数人。我在保卫局时，也亲眼看到每天从各地送到这里案子就有一百多，有时多达一二百，保卫局白天就一一地审，审了后就送到革命法庭关了好几间屋，夜晚都送出去杀了。在新集附近有两个杀人的地方，一是响水堰，二是土门坳西面大山脚下的水沟坦克。其中杀人最多的是响水堰，当时强迫AB团分子在那里挖了像水塘那么大的坑，晚上就把改组派AB团分子押到这里，一人一刀，就是没有死，也被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解放后在这里盖农场，挖的全是人骨，并且这一块到处都是这样。很难找到没有骨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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