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88)

八八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军师”。

　　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迹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年1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名气的，还在1958年，为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他又百般捧贴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判《李慧娘》等文章，因此得到了江青的宠信。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起了张春桥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1965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活动于江青鞍前马后。

　　王洪文是吉林长春市人，16岁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国棉17厂当保全工，“文革”前不过是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文革”兴起，王洪文找到了机会，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窜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又闹出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当了上海市第三书记。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认为他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特别是“文革”中有重要贡献，1972年把王调到了中央。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成了“四人帮”。

　　江青一伙人，既无战功，又无政绩，缺少政治资本，“文革”中却能显赫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个人崇拜极其狂热的年代，这个身份对江青来说太重要了。她说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张口闭口都是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等等，这对江青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文革”中老一代领导人多被打倒，成了走资派，江青一伙就成了毛泽东的依靠力量。江青等人还善于制造极左理论，舞文弄墨，为“文革”的发动和深入制造各种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化”、“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蒙蔽群众，抬高自己的身份。

　　在一片混乱之中，他们搜罗起一批野心分子，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形成了一个体系，造成一股势力。就像一群暴发户，利用“文革”的时机“发”了起来。

　　§祸及全国

　　“文革”期间，“四人帮”干尽了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给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文革”初起，他们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乱中夺权，他们和林彪集团勾结起来，狼狈为奸，煽动红卫兵及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造反、“革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集团被粉碎，周恩来于危难之际出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主持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提出了批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江青等人此时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坚决反对批极左（攻击批极左就是“右倾回潮”）是修正主义。周恩来积劳成疾，不幸身染癌症，江青一伙则跳出来大肆攻击周总理，说什么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频繁地制造出什么“蜗牛事件”、“白卷英雄张铁生”、“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批“师道尊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批《海霞》等等，闹得乌烟瘴气，人们每天打开报纸，都猜测是不是又会出个什么“事件”。毛泽东批准以中央1号文件下发，搞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批林批孔的旗号，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为其出来组阁掌权扫清障碍。他们大搞阴谋活动，极力搅乱局势。这段时间，“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十分繁忙，今天是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判现代大儒，明天又评法批儒、吹捧法家人物、吹捧吕后、武则天，“梁效”、“罗思鼎”的名字频频见报。

　　§风庆轮事件

　　一天，江青得到情报，周恩来的病越来越重。这天，她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楼，特意做了几个名菜。她兴奋得手舞足蹈地举起高脚杯，说道：“来，为我们的头号对手早日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干杯！”

　　王洪文忽地站起来，激动得手里的酒杯都颤抖了，说道：“他这棵大树一倒，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他把脸转向江青，肉麻地道：“为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组阁成功，干杯！”

　　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4年10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江青早已憋足了劲，“邓小平！”她杀气腾腾地，手里拿着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是抱着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这样一件大事，你应该表明态度。”张春桥帮了腔。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江青拉开审讯的架式，咄咄逼人地追问。

　　“你们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已经忍无可忍的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这是强加于人，难道还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会议不欢而散。

　　“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惯于煽风点火的张春桥向江青说：“看来，这场恶战才开头”。他们立即在钓鱼台17楼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恶人先告状。

　　第二天，即10月1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奉江青之命的王洪文，于10月18日赶到长沙，毛泽东接见了他。1980年10月8日，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在证词中写道：“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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