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65)

六五

　　“文化大革命”这颗硕大无比的苦果，就生长在这样一片瘠薄的理论土地上，在这颗苦果的两侧，各有一根粗壮的枝干，一根叫做教条主义，一根叫经验主义。在这些枝干上，生长着许多“固定观念”的叶子。

　　理论上的薄弱产生出一种粗陋的教条主义。它首先表现为把经典作家的一些个别结论，设想变为一种简单的教条和公式，甚至是被误解的教条。然后，以此为标准，观察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在大跃进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生产的一些论述，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设想，急于消灭商品经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供给制等平均主义开道。

　　“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几段语录，又使人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教条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60年代后，这种教条主义凭借着个人崇拜的力量极度膨胀。博大精深的毛泽东著作被肢解为无数条“语录”随意搬用。在1977年2月的一篇社论中，它又被概括为“两个凡是”，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两种教条主义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和进行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科学的工作方法、经验，形成了我党各种光荣传统和作风。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积建设的宝贵财富和巨大优势。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我们忽视对各种新问题、新任务的研究，盲目地照搬以往的经验或传统，那么，优势也会转化为包袱，传统就会变为框框，经验也会转化为经验主义。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都可以感觉到经验主义的作用和影响。例如，用“民主革命不彻底”、“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来解释农村基层干部中的“五风”，把官僚主义比作阶级敌人的直接同盟军，把社会主义改革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说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实际上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蓝图。他认为，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那样，他希望整个社会都应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并批判资产阶级。他说，这不是什么新意见和创造，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这种靠以往经验勾勒出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全景，反映出他对新事物的隔膜。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长期经验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又把这种经验主义荒谬地推向极端。从“大破大立”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从戴高帽游街到武斗抄家，从“彻底砸烂”到“全面夺权……”，人们虔诚和惶恐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深入发展到必须回到打土豪、分田地时代那些观念、方法的阶段了。

　　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主要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经验，如果被盲目地，甚至是歪曲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其结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还会是什么呢？

　　实际上，从根本上看，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不是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一生都处于激烈斗争旋涡中的，具有伟大理论勇气和巨大创造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停顿过探索的步伐，从未止息过创造的热情，即使在垂暮之年，他的创造热情和开拓精神也未因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年迈而稍减。他身上始终熊熊燃烧的创造之火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最伟大的政治家中是罕见的。他的悲剧在于，在晚年，当他仍然不停顿地向前迈进的时候，他的目光却越来越多地投向了过去。他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创造的灵感。以过去的语言、方式号召、动员人民，以光荣的传统构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过去与未来、创新与守旧、传统和理想、前进与后退如此和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悲剧。

　　在毛泽东晚期思想中，有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思想，我们姑且把它们概括为“斗争”、“反用途哲学”、“高速度”和不断革命思想，“穷则革命富则修”思想，“大乱大治”思想，“大体平均，略有差异”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构成了那个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并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精神支柱，它们都是对中国革命历程和经验绝对化的结果，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利于了解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过时的观念与“文化大革命”的不解之缘，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

　　§“炮打司令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个集中反映“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此次会议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发号施令的指挥机构，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指导方针开始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

　　8月5日，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心脏—中南海大院里，突然贴出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底牌”亮出来了，毛泽东一马当先，率先垂范，以大字报的形式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轰了一炮。

　　党中央主席居然对党中央副主席和党中央总书记采取这样非正常的方式搞突然袭击，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联系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的一切，其矛头所向是再清楚不过的。这确是中共建党以来不多见的一举。

　　顷刻之间，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哗然，代表们无不大吃一惊。

　　对于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面临着一个站队的问题，究竟你是跟着毛泽东走，还是跟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走？站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边，就是跟着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自然就背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如果是站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就是捍卫毛泽东，坚决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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