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45)

四五

　　在甲部分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另一方面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主席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本是正常的事，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他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本人，向出席庐山会议的同志再次强调纠“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这样直言不讳，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更是难能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但信中着重强调总结经验教训，这说明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是抱有很大怀疑的。彭德怀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再犯“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这一点的看法是与毛泽东很不一致的，特别与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精神是有很大分歧的。彭德怀主张继续反“左”，毛泽东则认为反“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

　　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话，诸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将“失”字摆在前头等等，明显表示了难以接受的态度。加上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中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更使毛泽东感到不满。

　　毛泽东完全曲解了彭德怀写信的目的，认为彭德怀的信与彭德怀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会晤赫鲁晓夫有联系，以为彭德怀的信是借纠“左”的名义否定三面红旗，是向他“下战书”。

　　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中共党内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

　　§风云突变

　　7月14日，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信。他于16日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此后，毛泽东召集各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要求。

　　常委会作决定，从7月16日起用一周的时间重新划分小组，主要讨论彭德怀的信。由于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真实意图，没有领会毛泽东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还由于7月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组讨论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没有觉察出会议将会急剧转向。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分别在小组会上发了言。

　　黄克诚在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这样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在发言中表示，他“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说：“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

　　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张闻天的发言长达3小时，包括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13个方面。他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观点：“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本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就感到不满，又看到黄、周、张发言支持，他更为不满了。

　　7月20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头皮顶住。已表露了不满情绪。

　　晚上跳舞时，李锐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他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

　　大概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张闻天对总路线大跃进这一整套做法，就开始怀疑。他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也深感兴趣。

　　他曾着意研究经济问题。并用很大精力研究过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他写过《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5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这个《提纲》受到中央重视，其中许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

　　1951年后任驻苏大使期间，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将介绍国外经济情况及经验，作为使馆的首要工作。

　　1952年，他曾给中央写过《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书。

　　其中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主义”，即国外于我有用的先进东西都拿来；二是“稳步前进”，不要离开中国现有条件去加速工业化，否则就是急性病。

　　1956年反冒进后，张闻天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

　　他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也是拥护的，也兴奋过。但看到一些缺点、错误后，就发生了动摇，以至怀疑总路线，即对毛主席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了怀疑。“外交部党委开会时，有时也会谈起国内形势，与会者对当时‘左’的错误都不满，陈毅对浮夸风、‘共产风’等批评得尤其尖锐。”1959年3月在两广参观时，张闻天作了很多检查，注意到劳动力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粮食与副食紧张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碰面时，都有交谈，观点比较一致，他是赞成彭德怀写信的。

　　会议前期，他还找计委和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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