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7)

七

　　瞿秋白这么一讲，罗明那兹呆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么办吧，我请示一下共产国际。”

　　很快，共产国际回电：“南昌起义，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必举行。”

　　共产国际这封电报，就是说：起义如果胜利了，是执行了电报指示；失败了，是没有执行电报指示。

　　当下，瞿秋白立即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罗迈、张太雷、张国焘参加了。罗明那兹与他的两个助手洛蜀莫娃、纽曼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共产国际的电报，瞿秋白、罗迈、张太雷态度很明确，坚决地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瞿秋白说：“共产国际在电报里用了‘毫无’二字，目前看，南昌暴动，不是毫无把握，而是成功的把握很大。”

　　张国焘在一旁默默地吸烟。罗明那兹见他也不开口，问：“国焘，你的意见呢？”

　　张国焘慢慢地吸了一口烟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瞿秋白见众人都同意后说：“要迅速派人到南昌，向南昌的同志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谁去好呢？”

　　罗明那兹看看张国焘，说：“是不是由国焘同志去传达？”

　　张国焘听了，没表示同意与否，罗明那兹又问了一句：“国焘同志，可以吗？”

　　张国焘实在不愿去，迟疑了一下说：“武汉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是不是派王若飞去。”

　　罗明那兹问：“王若飞是什么人？”

　　瞿秋白说：“王若飞是中央的秘书长。”

　　罗明那兹摆摆手：“不要换人了，即使王若飞能干，可他还要了解我们会议的精神，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仓促之间，很难办到。”

　　张国焘见罗明那兹一定要他去，只好说：“好吧，我就动身了。”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接着，暴动队伍南下直奔广东潮汕。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

　　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

　　会议只开了一天，中心议题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党党员书；二是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与讨论通过会议决议案；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会议听取了罗明那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先后在会上发言，纷纷批判揭发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的错误。

　　陈独秀右倾路线对中共的统治到此结束。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九人，为：向忠发、顾顺章、王荷波、彭湃、瞿秋白、苏兆征、罗迈、任弼时、罗亦农；候补委员计七人，为：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毛泽东、张国焘、彭公达。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上，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常委。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兼任党报总编辑，罗迈兼管组织部、秘书厅，苏兆征兼管工委，周恩来负责军事部。

　　8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人选及任务。

　　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组成，王荷波为书记。

　　这次会议，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向左转”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

　　罗明那兹一面批评中共路线上的右倾，一面极力主张搞暴动。

　　瞿秋白对罗明那兹的主张唯命是从。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瞿秋白这位中共新的“舵手”，把中共这条航船一下从右拨向“左”，全党的中心集中到了“暴动”上，暴动成了革命和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岭。

　　暴动成为盲动，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根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业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

　　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取消现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同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鲍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会资格。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中共的暴动成为家常便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其暴动政策也走到了“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

　　结果，暴动不仅未能推翻敌人，反而把自己的地下力量暴露，实是一种“自杀行为”。

　　盲目暴动在城市的损失更大，中共中央常委令几个或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散工时，混在工人中，起哄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的口号，结果遭敌人逮捕杀害。

　　瞿秋白认为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的重要领导干部，都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遗毒，这股机会主义遗毒，应当在暴动中清洗，因而，使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在冒险行动中牺牲。

　　广州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以及其他各地的大小暴动，都遭惨败。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中共的力量遭巨大损失。瞿秋白这位中共的第二位“舵手”也从此威信扫地，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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