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83)

八三

　　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

　　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

　　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

　　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

　　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

　　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

　　§痛苦的思索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

　　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

　　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

　　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创建中国共产党

　　1937年，董必武会见英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时说：

　　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这个组织于1920年9月组成。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除我以外，在创党人中，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组成。不久，我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在南京，一个现在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1921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恰巧遇到一个与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工人加入了河北省共产党，并通过他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亲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入了党，于1932年牺牲。

　　我们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有30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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