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81)

八一

　　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任弼时同志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这和任弼时同志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十年代初，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助手之一。

　　任弼时同志富有政治远见。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就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是不会胜利的，就是胜利了也不能巩固。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留在陕北主持党中央工作。他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地把握航向。在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还了解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纠正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弼时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实在。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任弼时同志为人正直，对同志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公道正派，不分亲疏，从而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症；长期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这种坚韧不拔、甘于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任弼时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立下很大功劳的。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6岁，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第八章　董必武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绕道回家的秀才

　　1885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河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中。黄安，是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军的地方，他原名资棕，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武。从事革命活动以后改名必武。

　　董必武全家近30口人，这近30张嘴主要靠他的父亲董基人，以及四叔教塾馆的收入和大伯、二伯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来的钱来维持。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位典型的传统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她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当时，家中虽然人口众多，年龄差别也很大，但他们兄弟之间却能互谅互让，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董必武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虽贫穷却很和睦的家庭中。这样温良谦让的家庭氛围对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5岁时，父亲董基人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并不是跟去听课，因为他年岁很小，只不过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亲在广善庵三殿内考问就读的叔伯兄弟背诵《三字经》，竟然没有一个能背全，这时，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胆地高声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亲喜出望外，随即让年幼的董必武跟班就读。

　　由于家境贫困，董必武所用的书，多是父辈或兄长用过的旧书，天长日久，书中已有许多字迹不清楚，他只好用纸粘好，再照别人的书补上。

　　9岁时，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

　　十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弯读书。这以后，他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这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朋借阅了不少演义和历史著作，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的文章已经相当通达洗练，几次参加县的“观风”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受到鼓励。

　　清朝末年，传统观念、世俗之风认为科举考试是猎取功名，耀祖光宗，提高家庭地位的阶梯。董必武的家庭也不例外，特别是父亲和四叔，见他学业日渐长进，非常希望他选择适当的时机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这样将会十分有助于改变家庭的窘态。

　　在全家人的鼓励下，1903年，董必武赴黄州府报名应试。

　　不出所料，他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中了秀才。

　　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中了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董必武却故意绕道回家。

　　§醉心于维新变法的康梁思想

　　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的场所是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

　　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思考着明天，思考着未来。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他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外的不少新书和报刊杂志，眼界豁然开朗。

　　开始，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同时也非常赞赏，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们的著作和《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

　　渐渐地，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对年轻的董必武影响很大。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

　　《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话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猛醒？又将由谁来唤醒他们？中国的出路在哪？这样许多的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另外，刘静庵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二本书介绍给董必武，嘱他好好读。

　　《扬州十日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屠杀扬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记略》记述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在嘉定（今上海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的暴行。

　　读了这二部书，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残暴。怎样才能救民？董必武在思索。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