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73)

七三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很多人都一愣，都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听说，还不知道内容。”

　　这时，陈独秀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后喊道：

　　“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让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忍耐力克制了冲动。散会后，他仰天长叹：“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之后，他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任弼时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见到了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省委领导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常委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不少同志在会上摩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问道：“长沙城内有敌多少？”

　　有人粗算了一下，说：“9000。”

　　任弼时又问：“枪支呢？”

　　答：“7000多。”

　　问：“我们的队伍呢？”

　　答：“有3000多。”

　　实际上3000名战士中，包括起义后拉过来的2000名，实际只有1000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有人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

　　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第一次被捕

　　就在这时，任弼时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不久，他又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到安徽省检查工作。

　　此时，安徽党的工作已遭到了很大破坏，恢复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刻不容缓。这天，任弼时按约来到南陵县公园开会，他穿着件长衫，戴着眼镜，脚蹬一双平底布鞋，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像读书的大学生一样，任弼时坐在一个亭子里，读起书来。一本《论语》读完了，还不见约的人来。任弼时正在想为什么之时，见几个人走进园里，边走边四下张望，任弼时一见，知道不妙，正想起身要走，还没抬腿，两个人来到他面前，他们30多岁，青布裤儿，两袖口儿露着半截白边儿，任弼时一看断定不是个好人，又要走，一人把两臂一伸，笑道：“先生再坐会儿罢，干么忙着走哇，你看这古亭子多好哇。”

　　任弼时说：“古亭再好，也不是久居之地呀。”说着就往外走。

　　那人笑道：“你等的同志没来，怎么就走了呢？”

　　任弼时一听，心头一跳，暗道：这人说的话，分明来者不善。但他镇定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取出一支香烟，在手指盖上戳了戳，吸着后，说：

　　“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任弼时把身子一转，再走，那人又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怎么，想走，走不了啦。警备司令部的板凳等着你去坐呢。”

　　说着，露出腰中手枪。

　　这时，从树丛之中，又钻出几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任弼时心里明白，出了叛徒了。他愤怒地对眼前这人道：“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斜眼子的说：“把他扣起来，少跟他罗嗦。”

　　斜眼子话音没落，过来两个人，抖开手中链子，将任弼时锁上：“朋友，没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把任弼时带出公园。

　　往公园外走的时候，任弼时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是他不认识的人。他暗想：敌人为什么要抓许多普通老百姓呢？一定是情报不确凿，捕风捉影。想到此，他暗自拿了主意：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任弼时等被捕后在南陵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押到了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他们逃跑，便将他们放在船头，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看见一张熟面孔，再定睛一看，认出他是家乡的彭佑亭。彭佑亭也看到了任弼时，正要说话，任弼时一使眼色，彭就不开口了。这时，过来个持抢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说：“都走，都走！几个红脑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见彭佑亭要离开，大声喊道：“我不是红脑壳，我叫胡文甫！”

　　士兵回身冲任弼时喊道：“喊什么？再喊老子枪毙了你！”

　　任弼时又继续大声喊：“谁不知我胡文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276号，她在工厂做工。”

　　任弼时这是给彭佑亭递话，暗说，你快去告诉我爱人，让她去保我，我现在叫胡文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

　　船到了安庆码头后，任弼时一行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彭佑亭看准后，急忙奔向上海。

　　任弼时被押到安庆警备司令部后，立即受审，一个小个子军官恶狠狠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不慌不忙地答：“胡文甫。”

　　小个子瞪着眼继续问：“哪里人，做什么的，老实交待，胆敢胡说，老子撕烂你的嘴。”

　　任弼时说：“长沙陈岳云纸铺的学徒工。”

　　小个子又问：“到南陵县做什么？”

　　任弼时依然不慌不忙地答：“替老板买货。”

　　小个子眼珠子转了转、又问：“既然买货，为什么又去公园开会？”

　　任弼时装做糊涂的样子说：“我到公园是玩儿的。”小个子哼一声说：“看来不动刑你是不招的。”说着上前，打了任弼时几个耳光，打得任弼时嘴角流血，而后，小个子问道：“到哪家货店买货？”

　　任弼时装做害怕的样子，哭着说：“我还没去买呢，就被你们抓来了。”

　　小个子见任弼时对答如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帮审，在小个子耳边嘀咕，说共产党不狠打不行。小个子点点头。

　　当下，小个子令人将任弼时上大刑，先是跪铁链子，接着压杠子、顶砖头。任弼时被拆腾了一天，已遍体鳞伤，可他心里明白，只要不改口供，敌人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身份。

　　彭佑亭来到上海，在霞飞路276号找到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在船上偶遇的情况讲了一遍，陈琮英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她抱起小女儿苏明，来到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接着又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上海火车站时，火车刚开走。陈琮英咬咬牙，爬上一辆敞棚的运煤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赶到长沙，找到了五哥陈岳云。陈在长沙开了一个纸铺。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任弼时捎的话说了一遍。兄妹俩研究一番，统一了口径。陈琮英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几天后，一个姓何的律师从长沙来到安庆。他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案子从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庆法院，之后，何律师又把几卷光洋暗中递过去，法院假模假样的过了堂，便把任弼时放了。

　　这个何律师是党组织派去的人。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了上海家时，陈琮英一下扑在他身上痛哭。任弼时四下看看，问：“我那爱女苏明呢？”

　　陈琮英哭的更厉害了，她哭着告诉他，他们的女儿小苏明，在随陈琮英去长沙时，坐运煤火车受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已死去了。任弼时一听，好一阵才悲痛地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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