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64)

六四

　　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洛甫（张闻天）非常顽固。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同志也是如此。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明对刘少奇的支持以及反对陈绍禹的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

　　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自此以后，刘少奇作为城市工作的正确代表和敌占区华北组织的领导人这一地位更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改善。1940年，刘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刘少奇1943年所写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也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这是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提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随着抗日战争的即将结束，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已载入《毛泽东选集》的附录中，该文对刘少奇白区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隐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

　　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的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系，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属的群众”。

　　三个星期以后，刘少奇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不下105次之多。刘少奇参与起草的修改的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每一个党员都必需认真学习它。

　　1967年2月，陈毅在一次讲话中曾声称：毛泽东思想在刘少奇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确实是这样，如林彪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也适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提法，早在1945年刘的讲话中已经有了。刘在他的“七大报告”中“就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不仅是先锋队，而且还是领导者和理论上的指导人。”刘少奇1946年会见路易·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原理及其在国际上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毫无疑问是适用于各国的，但如何将这一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上来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了中国的具体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在他们的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在这方面作得成功的范例。”

　　陈毅曾说，早在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就已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七大中央委员会选出后，刘的选票是第三多的，因而他在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中是在毛泽东、朱德之后名列第三。但从实际领导责任来说，刘是仅次于毛泽东。1945年8月，当毛泽东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达数月之久，同时兼任组织部长。

　　1947年3月，国民党部队迫使中共撤离延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仍然留在陕北继续与国民党部队周旋；而刘少奇和朱德及他们率领的第二个作预备的中央委员会撤至晋、冀边区。毛泽东当时就通告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退出边区，刘领导的委员会就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刘少奇的这个第二中央委员会一直留在石家庄地区直到1948年5月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中央机关搬来为止。1950年，当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刘少奇也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五次会议。1951年3月，毛泽东生病时，他也将管理政府的职权交给刘少奇。

　　从1945年直到1955年，邓小平接替他以前，刘少奇一直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而且是主管国内的日常事务，有重要立法时，总是他出来作报告，有时还代替毛泽东参加一些礼仪活动。1950年6月，他作的土地法的报告，明确了全国的阶级划分。1952年9月，刘少奇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苏逗留三个多月。1954年他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并就此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1956年9月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该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负责干部应下放基层，以此作为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方法之一。在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上以及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都作了重要发言。为了对形势获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巡视调查。

　　1958年12月底，毛泽东为了减轻他所负担的工作，宣布要辞去政府职务后，1959年4月20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此同时，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刘少奇被称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在答复他的接班人是谁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这已明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刘少奇。

　　由于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有不同看法而产生了分歧，毛泽东便认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刘少奇不仅被打倒，而且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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