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59)

五九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华、黄敬，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刘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刘少奇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地、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5000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刘少奇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薄一波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他们学习了1935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又学习了刘少奇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薄一波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他，拿着阎的电报，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来告诉薄一波：“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刘少奇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9月，薄一波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深深地体会到刘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他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他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他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20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35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依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刘少奇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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