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37)

三七

　　§东渡日本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找工作，二是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到日本留学。1917年9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祖国。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然而，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猛烈燃烧，军国主义的日本妄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

　　周恩来在日本，开始学习日文，不久便掌握了日文语法，大致能阅读日本报纸。同时，他学习刻苦，准备考大学。然而，两个月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阅读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事件，了解它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

　　§被捕入狱

　　1919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十分激愤，于是开展反日运动。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分散了精力，几乎没时间准备大学考试，结果没被录取。这时，北京以段棋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不顺民意，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出卖主权的要求。周恩来感到祖国更需要他，便于1919年4月动身回国。

　　周恩来回到祖国，发现民情振奋，到处是要求变革的呼声。几星期后，愤怒迸发了。5月4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震撼了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首都的大、中学生集中在天安门前示威，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惩办勾结日本的卖国贼。示威群众还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天津学生也群起响应，在全市举行抗议游行，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学生联合会还决定出版一份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潮流，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便成为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

　　由周恩来主编的这份报纸每周出两期，极受欢迎。不久又改为日报，发行量达2万多份。妇女读者也很多，因它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破除束缚妇女们的封建观念。《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吸引了教育界以外的读者，在华北各地和上海、南京都有订户。它呼吁所有的爱国者铲除封建官僚统治。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笔锋辛辣犀利的社论，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文章。

　　同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领导人又组成了觉悟社。已进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士有郭隆真、邓颖超和刘清扬等。邓颖超当时15岁，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用笔名写文章。共编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周恩来抓到五号，邓颖超抓到一号。为了听出来像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

　　1920年1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20几名学生代表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了六个月。

　　在这段时期，邓颖超等人向警方头目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一天，他们集合了24个觉悟社会员及支持者，要求警方允许他们替换狱中正在绝食的24名难友。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警方将拘留的代表转移到河北省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在法庭上，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慷慨陈词控诉腐败的政府。

　　7月17日，24名被告全部获释。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进步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出席会议。周恩来作为主讲人，在会上总结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成绩与教训。这是他根据中法之间勤工俭学计划赴欧留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留法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

　　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当时他才22岁，但已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趋于成熟的青年了。他到了巴黎，引起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的极大重视。因为他在这之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苏维埃国家方面已有名气，并且在国内也赢得了英勇不屈的青年领袖的声誉。

　　周恩来到法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他为第一个目标所吸引，为第二个目标所推动。他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这时，他成了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读书。

　　刚到巴黎，他住在郊区，靠勤工俭学得来的微薄津贴生活。他自己做饭，穿着尽管外表整洁，却有一点装体面的味道，特别是那条裤子，因穿得太久的缘故，裤腿似乎越缩越短了。他还从中国带来了一件类似鞋楦的小玩艺，用来补袜子。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习惯，直到28年后他当上了总理也没抛弃。

　　第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那时，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十分缓慢，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同年三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在1921年7月建党前，国内外有8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党成立后，原来属于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被算为中共正式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85年5月23日发出的通知，所有这些建党前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入党时间均定为1921。

　　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担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担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还包括德国和比利时。上任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创办一个刊物。

　　不久《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便成为中共在欧洲的喉舌。这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吸引了国内的读者。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伍豪”，便是周恩来的老笔名。在巴黎，周恩来和勤工俭学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很亲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他俩常一起刻蜡纸。邓小平当时在刻蜡纸搞油印方面很拿手，还得了个“油印博士”的美名。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常奔波在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12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被接受。周恩来认为他此时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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