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21)

二一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一文不名的毛泽东要到上海，却只有买票到天津的钱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嗳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在湖南曾沿着洞庭湖徒步环行。到保定时我沿城墙走了一圈。在渤海湾的冰上散步。《三国》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泰山绝顶，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编；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特别是新民学会—都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谋求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纲领。”

　　§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再次见到了陈独秀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当时还见过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

　　“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们。但是，赵桓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还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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