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12)_孙一先

一二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

　　1963年7月，也就是与中蒙关系剧烈改变同步，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此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到蒙古铁路两侧及其以东的边境省份活动，他们都配备有野外通信电台车，成员均着便衣，对外声称是给草原找水，实际上是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

　　1963年，中蒙边境没有任何异常。中国此刻正在为克服三年天灾人祸酿成的危机，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如果说军队有调动，那是向南而不是向北，因为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想乘大陆经济困难进行“反攻”。因此，苏军重新入蒙，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支持泽登巴尔集团，更严密地控制蒙古。扑灭“洛呼兹事件”使苏联领导集团感到蒙古的亲苏政权必须依照“历史经验”，用“刺刀”保卫才能安全。

　　1964年，蒙古在全部赶走中国援蒙员工的同时，引进了苏军的一个建筑旅。这个旅的大部驻色楞格省的达尔汗，修建大量的楼房住宅；一部分进入乌兰巴托，主要是为即将进驻的苏军盖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从事军用机场和各种基地的修筑。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入蒙苏军的活动逐渐公开化，乌兰巴托街头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军用汽车，而且也有一些苏军士兵在郊区游荡，有的到中国驻蒙公司的建筑工地讨酒喝。乌市东北的乌兰花热闹起来，大量建筑材料运进去，入夜电焊火花一直在闪烁，据说要在那里建指挥部。通往中蒙边界的铁路沿线，也传来了苏军在一些车站附近开始修筑机场和营房、仓库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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