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3)_亨利·莫尔

三

　　2.锡普矿区

　　锡普矿区的女工在1941年以后，一直占矿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些女人身穿草衣，口里嚼着血红的槟榔，弯腰曲背地推着小车，脸上沾满了漆黑的煤灰。她们所谓的衣服，只是一件类似的裙子的、长及膝盖的草围，内身则赤裸着。一些年轻的妇女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穿上一条类似三角裤的粗布丁字带。女矿工要洗澡，则需等一个晴天，躲在偏僻的溪间里脱下衣服洗晒，这期间她们只能泡在水里等衣服晾干。

　　尽管把她们视为猴子一样的奴隶，那些远离故土的法国人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她们同时还是女人，而对于在他们心目中作为猴子和女人的混合动物，他们表现出了极其野蛮原始的性情。

　　锡普矿区第一经理比勒选出十几个在女工中较为标致的姑娘，让她们冲洗干净，然后每天轮流为他们拔腋毛和胡须，并做一些杂务。当然，这些女工除了做上述的事情以外，最重要的是充当比勒发泄兽欲的工具，而这种发泄并不是有着人类情爱的成份，恰恰相反，他身上只存在种本能的欲望和抚摸一只动物所具有的感觉。

　　在翁门选煤车间，工长利比索命令工人在车间内修筑了一个地下室，四壁围以木板，地上铺席子，每当他要发泄兽欲的时候，便从女工中任意挑选一名带到这个地下室去强奸，而反抗者会遭到毒打以至解雇——因为他知道这两种惩罚都是那些女工所惧怕的。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名强烈反抗的、倔强的姑娘。在他的命令下，四个男矿工把她强行抬入地下室，并按住她的手脚使利比索发泄兽欲。之后，利比索先捆起那个女工的四肢，然后用粗绳勒在她的身上。第二天的下午，工人们打开了地下室的门，发现那个女工已经窒息而死。但是，工人们又能够怎么样呢？他们低着头，脸色阴沉地把那个女工的尸体抬了出去，车间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煤矿的看守都是从法国殖民地来的黑人雇佣兵，尽管他们自己被矿主所歧视，但他们对于越南的女人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优越感。这些黑人雇佣兵常常利用女工们下班回家或者在溪间洗澡的时候把她们捉住强奸。一次在法籍警长奥菲的纵容下，十几名黑人雇佣兵捉住了一个正在溪间洗澡的女工。他们在溪边把她轮奸之后，又用绳索反绑起她的双手，牵着她赤身裸体地跑回矿井，然后继续折磨她；最后，他们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工丢进一个小斗车滑入坑道。

　　那些黑人雇佣兵还在上班时间闯入厕所，在那里强奸女工。煤矿出入口的黑人看守，几乎每天都要利用检查的机会在女工身上摸来摸去。这种日常惯例的侮辱，激起了煤矿工人的抗议。他们要求：⒈使用女工头管理女工；⒉为女工另行设立厕所。这两件简单的、无须争辩的要求，被矿主当即否决了。

　　比勒在离开越南的时候说：“我认为已经尽力为他们做了他们需要的一切。”

　　1954年的春季，法国人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要么放弃这块与其他殖民地迥然不同的世外桃源，要么就必须与愤怒的越南人作一番生死的较量。从1945年开始的越南人的反抗终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法国远征军正面交战了。

　　早在1946年初，北越领袖胡志明就先后写过八封信给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帮助越南人从法国的统治下赢得独立。但是美国对于共产党越盟的呼吁并不予理睬。在大陆中国陷入中国共产党人之后以后，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支持保大皇帝，并且向法国人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越盟。1954年5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让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个决议，要求国会批准把美军投入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两次向法国政府明显地暗示，他愿意用美国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以防止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遭到失败。

　　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一份保存在国务院的档案中，向驻巴黎大使叙述了美国政府的困难处境：“我们完全承认法国的主权地位，我们不愿意让人看出我们有任何企图损害这个地位的迹象。同时，我们也不能闭目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问题的双重性，而且我们收到的情报表明，法国人既不理解另一方面，反而在这些地区还继续存在那种非常过时的殖民观点的方法。”

　　然而，那时美国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所控制，那么可以预料，泰国和缅甸等邻国将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下。那时东南亚其他国家将处严重的危险之中。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从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终于决心投入印度支那战争。以特拉普内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开始在越南与法国远征军进行了合作。不久，法美两个参谋部制定了包括使用战术原子弹在内的“秃鹫计划”，同时两艘美国航空母舰被调到北部湾海域待命。

　　不幸的是，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在这块殖民地上已经气息奄奄，但是它对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猜疑之心，并且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美国军与法国远征军协同作战。他们的这种心情在驻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前总司令纳瓦尔将军《印度支那的末日》一书中得以充分的说明。他写道：“美国人在物质上帮助我们，但在精神上却反对我们。他们一方面尽量利用法国的‘拳头’——并且把这看作是他们反共计划中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他们进行破坏行动，甚至损害我们的利益。”

　　法国的这种忧心忡忡，不即不离的态度，终于导致了它在奠边府的惨败，以致它不得不在日内瓦协议书上签字而永远失去了它在远东的这块殖民地。

　　1954年6月1日我随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到达西贡之前，一直在菲律宾政府设在马尼拉郊外麦肯利堡安全训练中心任教员。那是一所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进行反颠覆、反游击战和心理战的学校。我们一共十二名美国教员，主要教授如何开展非常规战和反游击活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主动来对抗东南亚各地区的颠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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