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罗霄(122)

一二二

　　§土客籍矛盾让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金、木、水、火、土”，中国人以土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显而易见是后到者。

　　客籍人正名应该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国悠悠几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汉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离乡辗转南迁，然后扩展到江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以及台湾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到江西、湖南等地的边界地区。毛泽东所作的调查是：“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

　　但是，客之所以为客，表明了他们一无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坚毅、勤劳、开拓的优秀品格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筑自己的家园。在田地全为土籍人所占有的情况下，他们沿山而居，而对土籍人来说，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时无处不对他们产生着潜在的威胁。这样，双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袁文才、王佐势力膨胀，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开《井冈山的斗争》，在《党的组织问题》一节中，毛泽东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向当时的党中央解释土客籍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以使这个问题更显清楚：

　　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毛泽东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为这种恶劣的封建陋习而互相忌恨甚至仇杀。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度，边界上客籍同志之间，出现了少有的空前团结。

　　然而，这种土客籍之间的“蜜月”并未维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闽西，前委随之而去。以土籍人为主要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一些矛盾也慢慢随之加剧，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成为了多种矛盾的焦点。

　　红四军下山，井冈山失守之后，特委亦被冲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复。

　　然而，曾担任边界特委委员的袁文才和王佐无缘再进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担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邓乾元、刘天干、刘真、陈正人、谭思聪为常委，执行委员中还有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里、苏瑞兰。袁、王二人再次无缘。

　　曾为客籍所受的欺凌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枪口悄悄瞄准。

　　而在这个时候，有些有身份的人，还在推波助澜。

　　曾任湘赣特委书记的杨开明还向中央告了一状：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才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

　　“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以上是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说的话。

　　1929年8月，即将离任的特委书记邓乾元，则是说得更为离奇，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邓乾元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了解决袁王的详细办法：

　　“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想办法？”

　　他们采用了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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