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罗霄(27)

二七

　　§“白带子反水”

　　湘南烧起的熊熊大火震惊了国民党的高层人物，而在这场熊熊大火中突发的一场“白带子反水”事件则更深地震动了共产党。

　　作茧必自缚。“白带子反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湘南特委提出的“焦土战略”。

　　说到“焦土”，人们便会想到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长沙实行的所谓“焦土政策”。那一次焦土没能把日本鬼子侵略的步伐挡住，反而让长沙城中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历朝历代的老百姓都是任人驱赶、围捕、宰杀的池中之鱼。

　　湘南暴动之后，湘粤桂军阀很快结束他们之间的混战，携起手来对付朱陈这股他们共同的敌人。

　　大敌当前，湘南特委想出了“焦土战略”的应急之策：焦土者，连土都要烧焦。他们认为，要让敌人进入湘南之后无法立足，不打自垮，不攻自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烧毁从来阳到宜章的湘粤大道两侧五里以内的房屋，实行坚壁清野。

　　这已不仅仅是一种过火行为。

　　如果真要完全实施这种“焦土战略”，恐怕，湘南特委也将焚毁自己的立锥之地。

　　中国的农民是淳朴的，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更加真挚。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后，他们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给予他们土地，他们把所有的信赖和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上。然而，当听说他们信赖的党要烧掉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心里开始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28年3月的某一天，湘南共青团特委书记席格思、特派员朱舍我等三人专程赶到郴州召集郴县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特委的“焦土战略”。

　　整整三天过去，会议讨论毫无结果。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历来有一条，下级服从上级。于是，特委强行下令，烧掉郴州城，郴县境内的大道两侧暂时横直烧五华里。党政机关搬至东塔岭上的东塔书院办公。所有干部群众一律搬出郴州城。

　　告示一出，整个郴州城，人心浮动，舆论哗然，而有人在暗暗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崔廷彦和崔廷弼。

　　“二崔”是郴州大土豪，原有“三崔”，其中，“大崔”崔廷鄂在湘南起义后负隅顽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在强大的威力下，“二崔”改头换面，以开明绅士的面目出现，讨好群众，其中曾经考取拔贡，“温文尔雅”的崔廷彦还混进了郴县苏维埃政府工作。

　　蒋介石准备“会剿”湘南的消息传出后，“二崔”暗中纠集了大批的地痞流氓，组织了一个武装团伙，准备与“会剿”军里应外合。

　　而“焦土战略”的告示一出，对“二崔”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他们躲在暗处，屏声息气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寻找着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郴州城区的居民对湘南特委的“焦土战略”有一种普遍的抵触情绪，“鸟也要有个窝，人怎能没有屋呢？”在大家的一再呼吁下，郴州城区苏维埃政府委员长贺益生前往郴县县委，请求县委收回命令。

　　县委无权下令，怎能有权收令？

　　郴县县委只好表示烧城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但可以向群众作进一步的宣传解释，让群众“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分土地，盖房子，将来胜利了再进城市”。为了让这个“道理”家喻户晓，县委决定于3月20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

　　得知开大会的消息，“二崔”欣喜欲狂，这是个既可把水搅混，又可将县委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二崔”立即召集了二十余名骨干，在郴州城郊骆仙铺秘密开会，决定趁开大会之机，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惊世之暴”。

　　首先，“二崔”进行调兵遣将，接着，将湘南特委的决定“沿湘粤大道两侧烧五里”扩大为“烧五十里”，并散布说，“工人要杀农民，农民要起来自卫，”将工农分化成对立的两个阶层。

　　尽管“二崔”的行动十分缤密，但县委也曾得到“有坏人要暴乱”的消息，然而，在湘南红遍的思想意识下，他们认为少数人“动”不了。用他们的话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地主还敢么？”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当时大部分群众，已经处于中立，而且，一部分已被地主拉拢了，难道地主不敢么？

　　而更严重的是，朱德已率主力北上来阳，陈毅已去永兴开会，农七师正攻打桂阳，县赤卫队也到农村帮助群众打土豪去了。

　　从武装力量的意义上说，郴州是一座空城。

　　3月20日上午，群众大会在城隍庙如期召开。

　　然而，郴县县委的人还未到会场，“二崔”已带其党羽暗藏武器，提早进入会场，在群众中先说开了“道理”……

　　——谁房子就打倒谁。

　　——烧房子的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最后，崔廷彦让群众“表决”：“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不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

　　“呼啦啦”一声，绝大多数的群众站到了不赞成烧房子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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