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罗霄(2)

二

　　§毛泽东屈身水塘

　　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的8月3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的详尽计划，只是在派谁去领导的问题上悬而未决，直到毛泽东在汉口侃侃而谈，中央才发现人才就在身边。

　　领衔受命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似乎对改组湖南省委没有太大的兴趣。8月12日一回到长沙，他就扎到长沙郊区的清水塘和板仓继续他的农村调查，草拟出一份《土地纲领》。这种调查研究后来一直成为毛泽东开展工作的重要法宝之一。

　　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举行会议，毛泽东带着一身的泥腥味匆匆赶来参与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竭力否认大多数同志“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主张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其他地方只要虚张一下声势就可以了。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确有他的过人之处。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会议结束时，大家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19日至30日这二十多天里，湖南省委在朱家花园、沈家大屋等地频频开会。毛泽东已抽不出时间再去农村搞调查了，他有了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任务，领导起义的权力机关——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落到了他的肩上。此后，前委一直是指挥军事行动和地方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而值得人深思的是：“前委”似乎与毛泽东与生俱来。每当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时，一定出了某种乱子。往后我们会看到，井冈山“三月失败”时，正是毛泽东被迫退出前委，改任师长之际；“八月失败”时，又是毛泽东虽被重新任命为前委书记，却又没有到任的时候；1929年，在闽西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被卸去前委书记一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就不得不再次邀请毛泽东出山……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手持一把当时流行的桐油纸伞，匆匆赶到安源，就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张家湾，毛泽东成功地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努力实现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在他的麾下，已有一个师三个团的兵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团。这个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包容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赤色人物，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黄埔出身。

　　本来警卫团的任务是去参加南昌起义。8月初的一个黄昏，警卫团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在武昌上船，沿江顺流而下，虽然大战将临，他们仍然行色从容，一路饱览长江两岸秀美旖旎的风光。那样子不像是去打仗，如果不是军服加身，倒颇像一个游览长江风光的旅游团。

　　然而，军至江西奉新，形势骤变。前方传来南昌起义失利，部队已离开南昌的消息。卢德铭急忙命一营营长余洒度率部转向修水，在这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休和练兵，并且，和铜鼓的苏先使部（编为第三团）、萍乡的王新亚部（编为第二团）组成了一个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安源安排就绪，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急忙赶往铜鼓。

　　就在去铜鼓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是福将的佐证。虽然最后毛泽东安然无恙，但当时确实凶险至极，足可以让他铭记终生。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这段经历：

　　“当时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捉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仅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说到这段经历，毛泽东的口气悠闲得如掸掉一截烟灰。然而，如果当时民团知道他们抓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一定不会如此掉以轻心；而如果前面的如果成立，中国的历史也不一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几个民团团丁抱着“当兵吃粮”的宗旨，在毛泽东逃跑后，他们只是装模作样地在附近搜索了一下就了事，再加上得了毛泽东几块钱的“小费”，也可能有意要放他一马。于是，天黑以后，他们就溜之大吉了。而毛泽东心中大喜，虽然形容狼狈，赤着双脚，却仍强撑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何长工和杨立三等人设计制作了秋收起义的军旗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豪放诗人，他的诗词和他的政治才能一样出名。

　　正如许多诗人一样，每当心里兴奋或愁苦，毛泽东总是想到首先用诗词表达出来。“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政务多么繁忙，毛泽东写诗作词的笔始终不停。

　　1927年的秋天，看到精兵良将整肃于前，一种搏斗前特有的刺激、兴奋与紧张使毛泽东再次诗兴大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毛泽东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纵观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史诗。同样，从这首《西江月》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起义的部队叫工农革命军，并且在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自边上大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何长工、杨立三，还有一位陈树华，是这第一面军旗的设计者和制作者。

　　当时，他们三人躲在修水县商会的一幢楼上，光着汗津津的膀子，用硬纸、剪刀、铁尺和红、白、黄、黑四色布，干了一个通宵，用一架缝纫机做出了这面军旗。旗的底色是流行的革命色红色，正中金黄色的五角星内是黑色的镰刀斧头，旗杆旁边镶着的白布条上写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第二天，这面当时看来非常别致的军旗醒目地飘扬在修水的上空。

　　在修水整训以后，余洒度当上了师长，他又收编了一股土匪残部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后来，正是这个邱国轩，让革命军大吃其苦头。

　　当时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师部、第一团、第四团驻修水；
　　第二团驻安源；
　　毛泽东带着苏先俊的第三团驻铜鼓。

　　起义时间定为9月9日。

　　中央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密切关注，起义这天，中央特派员林育南到了长沙，卢德铭向中央汇报情况后，也迅即赶回部队，担任了起义总指挥。

　　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修水起义向湖南平江进发。

　　9月10日，暴动农民迫使武长路火车全线停驶，

　　9月11日零时，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夺取老关。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挺进浏阳，拿下沙河镇。

　　9月11日，暴动农民迫使长沙至株洲的火车停驶。

　　9月12日，第二团攻克醴陵县城。

　　起义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诸路兵马齐指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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