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下台元首(50)

五〇

　　他们要求竹下首相出来答复。竹下登在游行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走出了官邸这时首相府前的游行队伍中又发出阵阵口号声。竹下登脸色腊黄，表情严肃，他缓缓地走到首相府门口的阶梯上，他的新任秘书在一旁陪着他。这时许多记者在录相，在拍照。

　　竹下首相声音沙哑地一字一顿地对游行者提出的问题一一做着答复。但是他的答复在一片嘘嘘声中被打断。他感到山穷水尽，无力抵挡。这时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口号声。于是他向舆论界，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宣称：“里库路特问题延续到今天，作为政府最高首脑和自民党总裁痛感责任重大。为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我决心隐退。”在他宣布隐退后，游行的人群才渐渐平息下来。接着人群又提出一大堆敏感的问题：“请问前几天自杀的是您的秘书？”

　　“请问他为何自杀？”

　　“他的自杀与里案有关吗？”

　　竹下登以这些问题与里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并把回答问题的事推给新上任的秘书，让他应付局面，他自己才得以脱身。

　　5月3日，国会传问了前任首相中曾根，质询他从里库路特公司所得政治捐款和股票交易的1亿多日元的原委。中曾根一概加以否定，他把责任推给秘书，但他表示愿承担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愿向国民谢罪。中曾根在自民党内和国民的强烈抨击下，他宣布辞去中曾派会长和自民党最高顾问，放弃自民党党籍。他对这一切感慨他说：“没想到今天到这地步！”

　　听到中曾根所做的决定。竹下登一方面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他感到中曾根的辞职，使他失去了一切可以继续抵挡的屏障，以他为首的自民党内阁看来垮台已成必然。青木伊平为他献身了，但这仍挽救不了竹下内阁倒台的命运。青木伊平真死的怨啊！竹下登这样想着，他心里一阵阵地难受。

　　接着的几天，又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他们要求竹下首相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示他的诚心。人群中还喊出了“竹下内阁快下台！政府腐败！”的口号。这使竹下登感到再也没法干下去了。他决心辞职了。

　　6月2日早上，竹下登夫人为竹下登准备了可口的饭菜，可他怎么也吃不下去。她知道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吃过早饭，竹下登在家门口与妻子告别时，她的手似乎比以往握得更紧，这他感觉到了。这是她心情沉重的原因。她心里明白：今天早上出去时还是首相的竹下登，今天中午回来时仅仅是她的丈夫。竹下登今天打扮得特别精神。西装笔挺，头发油光发亮。他给人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

　　与妻子告别后，他登上日本国产的“黄冠牌”小汽车直奔首相官邸一路上，他思绪翻腾，心神不定，但他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他回想起小时候美好的童年，早稻田大学的生活以及后来步入政坛，出任首相的经历。心想：没有不散的宴席。自己在政坛上驰骋了大半辈子，也该告老还乡了。他这样想着，心里平静下来。不觉汽车已到了首相府大楼前。

　　他稳步走进会议大厅，所有的内阁大臣、各部要员也都到了。他们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了一圈。气氛显得有些紧张而沉闷。

　　竹下首相不急不慌地走到主席位置坐下。在还不到8点整的时候，他就向全体内阁发表了辞职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并说明由于里库路特案件，他不得不宣布辞职。并要求所有阁员继续努力，为自民党下届选举打下基础。在竹下首相宣布辞职以后，取代竹下的自民党成员字野宗佑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要求为洗刷自民党的污点，恢复国民对自民党内阁的信任而努力。

　　显赫政坛几十年的“阿信”，就这样离开了政坛。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里库路特案又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头说起。

　　§6．3　里库路特案内幕

　　里库路特公司原是一个不知名的区区“大学新闻广告社”。1960年由刚从东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年仅23岁的江副浩正创办，开始只雇了两名社员、6名临时工。他们收集企业招聘广告，出版《企业介绍》（后改称《里库路特手册》）等刊物，向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出售，以谋生计。创业时，一无房产，二无雄厚资金，加之同业竞争激烈，经营颇为艰难。

　　3员兵将不分高低，每月只能分得9000日元生活费，连大企业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都不到。然而，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招工难”、70年代末期以来的情报化潮流，使这个小小广告社走上红运，杂志畅销、财路渐开，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暴发户。一个60年代的小企业，70年代成长为中型企业，80年代跨入大企业行列。1984年，该社正式取名为里库路特公司（英文recruit，征募之意）。该公司在1988年拥有27个子公司，6200多名职工，经营广告、不动产、旅游、饭店、农尝计算机通讯服务等多种业务。1987年销售额达1839亿日元，申报收益达305亿日元，名列日本企业的第130位。1984年，江副浩正加入经济同友会，两年后被选为该会干事，其间该公司也加入了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

　　经营上的突飞猛进，使江副这个只埋头做生意的企业家也学会了拉拢收买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关系学。这也许是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不断开拓生财之路所必需的。据估算，80年代该公司每年支付的“社交费”多达10亿日元，8年间开销80亿日元。公司部长级干部每年的社交费达1500万日元，江副等高级领导人的社交费达上亿日元。行贿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请客吃饭、招待高尔夫球、钓鱼之类不过是“小意思”；竟选议员，分头去送捐款，一送就是200万日元；出任大臣，“车马费”送100万日元；政治家为搜刮资金办宴会，少则几十，多则上千张的认购宴会卷；请政客、官僚到公司讲演，每次付酬一二百万日元；加入政治家们开办的这个会那个会，定期捐款；为政界要人的子女安排工作、介绍职业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江副的关系学不算太精明。他是广种薄收，不怕花冤枉钱。据说，有一次一位财界干部死了，他就送香火钱多达100万日元。不仅没有得到赞赏，反而成了人们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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