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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1.8 失去月光的日子

  由于苏哈托以及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没有明确剥夺苏加诺的总统头衔,没有强迫他迁出国家宫,因此苏加诺仍在首都的国家宫中邀请“私人宾客”,前往医院探视;日战友,以及参观名胜古迹。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然而这使新秩序的人们感到极为不满。1967年5月6日,代总统宣布关于进一步处理朋加诺的第62号决定书,不准他再使用国家元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等头衔。禁止苏加诺开挂总统旗帜,但准许他“在接受政府正式邀请参加国家节日时”,照旧穿上他心爱的制服并佩带所有缓带和勋章。金丝鸟笼般的茂物行宫留作苏加诺的官邸。

  苏加诺感到寂寞无聊,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增加一点娱乐,便在茂物行宫举行多次文艺表演会。在表演会上他对朋友和来宾发表演说。而这一点却激怒了苏哈托将军。他担心这种表演会会发展成为“旧秩序”人物的政治集会。尤其是苏加诺于1967年6月6日在雅加达的宫中举行诞辰宴会,使苏哈托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苏加诺的演说总是那么富有激情,富有煽动性。苏哈托的态度强硬起来。

  1967年年中,国内紧张局势再度加剧。民族党的强硬派认为曙光已经出现。民族党机关报《平民火炬报》刊登了前总统的一幅巨照,并写上“朋加诺万岁!”为他祝寿。

  这时陆军势力再次强硬起来。1967年7月7日,4个爪哇军区的司令官同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陆军伞兵团团长一起,在中爪哇日惹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这个“日惹誓言”提出了6项要求。这些司令官强烈要求,对那些企图恢复“旧秩序领袖苏加诺博士”的权力的人,必须采取严厉措施。这样,民族党在各个地方和各区的支部被冻结、“停止活动”、“暂时禁止活动”或者“完全禁止活动”。

  7月19日,最高检查官苏吉·亚尔托少将宣布:若干高级军官和文官企图策划在7月底发动暴动,使前总统苏加诺重新掌权,因此应对他们采取行动。第二天,大雅加达军区参谋长谈到在首都逮捕了14人,在各省的清洗工作也逐步展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中爪哇和东爪哇,军区司令官命令把仍然挂在办公室、公共场所和会议厅的前总统苏加诺肖像取下,换上“神鹰国徽”或者代总统的肖像;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颁布一项命令,“工程师苏加诺博士”没有得到雅加达军事当局的批准,不得进入首都。苏加诺在此之后实际上被软禁在茂物行宫,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清洗工作大规模进行。仅在中爪哇帝波尼哥罗军区,就有1000多名军官和现役军人被认为有拥护前总统倾向而被清洗。这些人被迫退伍。

  在国庆前夕发生的“藏旗事件”是一个小小的插曲。1967年国庆节即将到来,独立宫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国庆典礼的工作中,到处寻找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时升起的第一面红白色国旗。这面旗被称为“国家宝旗”。它由苏加诺的妻子法妈娃梯夫人缝制。1945年以后,每年8月17日印尼国庆,都要升起这面国旗以示庆祝。现在这面国旗失踪了。装“国家宝旗”的箱子钥匙由前总统带到茂物行宫去了。最后,苏加诺交出了钥匙,但是官员们打开箱子时,里面却是空的。

  苏哈托新秩序的强硬派要求用武力强迫苏加诺交出国旗。而代总统苏哈托以印度尼西亚人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有礼貌地邀请苏加诺到雅加达来完成一项民族使命,在一次隆重的典礼上移交国旗。由于健康状况欠佳,苏加诺被护送到他的第4夫人拉特娜·黛维的住宅。在那里等待这位前总统的是武装部队的4个司令官。这些司令官隆重地向苏加诺致敬,而苏加诺仍以一副民族英雄的姿态,交出了“国家宝旗”。

  1968年3月27日晚上9时58分开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宣誓就职的庄严典礼在雅加达国家宫举行。仪式只进行了45分钟。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纳苏蒂安发表了3分钟的讲话,宗教事务部长达赫兰念了祝词。苏哈托发表了就职演说。第二天早上7点15分,苏哈托总统乘坐雄鹰航空公司的DC——8“西里万吉”号飞机前往日本和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几天之后,苏哈托收到前总统苏加诺给他的一封信。苏加诺在信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宣称他不想再度担任总统。同时他向苏哈托提出了一些要求:他要求准许他离开茂物行宫,迁居到他在茂物或雅加达的私人住宅。并给他较多的个人行动自由。这些要求被批准了。苏加诺搬到当时已不在家的日本妻子黛维夫人在雅加达郊外的住宅,那里警戒森严,与外界隔绝,过着最孤独的生活。

  黛维在他被正式罢黜之前就离开了,并于1970年初获准同他离婚。哈里亚蒂也跟他离了婚,而尤里克·尚额尔根本就没有正式嫁给他。由于不但被夺去了权力,而且被割断了人生不可少的同外界的接触,于是他的体力和智力逐渐衰退了。后来他只是在他女儿的婚礼上和在法玛娃娣家里很少几次的家庭聚会上露过面。偶尔他驱车到内地的彭贾克地区旅行。谁要是偶然瞥见这位过路人,一定会感到震惊,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老人,秃着头,没有戴上他常戴的无檐帽,身体显得日渐衰老了,衣着也很随便。

  后来,法玛娃梯也同他离了婚,只剩下哈蒂妮是他唯一的合法妻子。他已老态龙钟了,走路要人搀扶,讲话也含糊不清。他已成为一个伤感、多病的老头。政界要对他进行审判的呼声没有了。他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70年6月16日傍晚,苏加诺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随即被送到雅加达军人医院,延至星期日(6月21日)黎明逝世。

  他既已去世,苏哈托总统的政府也就可以对他宽大了。很快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官方发言人既提到了他的缺点,也追述了他的业绩,他又一次被视为这个国家的国父。

  临死前,苏加诺表示想再见见他的前妻黛维。她在他去世的前一天飞到雅加达,并带来了替他生的,但他还没有见过的女儿。在他死的那个星期日,哈蒂妮和黛维一道恳求苏哈托将苏加诺葬在他在巴都图利斯家中的花园内。苏加诺生前选择这个地方安家,因为他相信附近的石碑上面刻有15世纪的碑文,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源泉。但苏哈托不愿意在离雅加达这样靠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朝圣处所,拒绝了她们的请求。

  6月22日,星期一,苏加诺被安葬于勿里达他母亲的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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