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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打的”赚钱记

  §匪夷所思——花钱打的变成打的赚钱

  在深圳搭乘“的士”,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恐怕是最贵的。的士起步价从1984年的6元钱一直涨到如今的12.50元,让许多外地来深公干或旅游的人咂舌。然而,任你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你也不会想到的是,在深圳却有人打的非但不花钱,反而能赚钱,甚至以此谋生。告诉记者此事的,是我在投宿十元店时所结识的一位朋友。

  《女记者夜宿十元店》完稿后,在《深圳晚报》头版陆续推出,有关方面纷纷查封、关闭十元店,我在十元店里认识的那帮难兄难弟们许多人再也找不到收费如此低廉的住处了,有的房友还为此恨我,声称再不与记者交朋友,再不给媒体报料了。被我们唤作“劳斯莱斯”的青年却很喜欢我的工作,特意到报社来找我,主动提供新闻线索。他在深圳的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为了生活,除了偷和抢什么都干过,什么苦也都尝过。就像讲故事那样,他将他自己以及一些朋友的生存与“工作”的状况,绘声绘色地说给我听。他讲的最生动,也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落难”时也会去“打的赚钱”。

  花钱打的变成打的赚钱,真是匪夷所思。

  这是深圳才有的现象,而且仅仅在火车站附近。为了维护火车站,尤其是罗湖口岸的交通秩序,交警部门规定,空出租车不许进入火车站。每天乘火车从罗湖进关转往深圳各地甚至东莞、惠州一带的香港同胞人数众多,大都需要搭乘的士。面对这一庞大市场,的土司机们的“对策”是在靠近火车站不足两三百米的地段,花一两元钱拉上一位“乘客”,到火车站的落客区放下,然后堂而皇之地驶入口岸大楼拉载香港客,赚取港币。

  为了探其虚实,我涉足了360行之外的这一个独特“行业”。我在火车站附近打的赚钱,三天之内,居然也赚到51元钱。

  1998年5月20日上午,我按照“劳斯莱斯”画的搭客线路图,从沿河南路着手找“生意”。我背临金田国际广场工地,倚靠公用电话亭,在穿梭往来的出租车面前,不知怎样才能“空手套白狼”。时逢初夏,但对深圳来说,阳光已经开始变得炙热烤人。此地距离火车站约有250米左右。一家小小的快餐店门口,搁了几张餐椅,坐着4位肤色黝黑、神情紧张的人。热辣辣的阳光下,站着8个手拎背包或夹着文件夹的男人。我注意到他们穿着都十分“内地”,也就是说,他们仿佛刚刚从内地过深,衣着与内地的打工者无异。但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的肤色都十分黝黑,目光专注地盯着驶往火车站的的土,看着的士前窗玻璃亮着红灯,便会斜刺里伸长右手手臂,敏捷地伸出食指与中指两只指头。我猜想,那是这一行的行规,或者就是一种信号,表示我只要2元钱,让你拉我走。

  七八分钟后,站在阳光下伸出两根手指的8个人,先后让8辆的土拉走了。他们有包有夹,很像乘客,的士佬愿意载他们。餐椅边小憩的4个人,也走到人行道上。对于通往火车站的要道之一来说,此时,正是交通高峰时期,来往的士很多。不一会儿,有三位年轻人被进站的车子载走了。一位40来岁。面色黑得发亮的中年人,还在辛苦地等待着,每逢有空车开来,便殷勤地向前平伸出那个被外国人用来代表胜利的“V ”字。

  我在餐馆屋檐的阴影下,观察了20多分钟,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动作。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像我这样怕晒躲在树荫处,是根本无法与阳光下的人去争一口饭吃的。为了赚今天的“第一枚金”,我只好将手中的阳伞收起,让阳光曝晒,站在马路边,艰难地伸出手臂,亮出两个手指。

  几乎是瞬间,七八辆车轻快地驶过,司机们看都不看我一眼,保持原有的速度走远了。不到5分钟,我就晒得头发昏来眼发花,背上的汗奔流而下,大有一碰就会晕倒之势。

  这活没法干了,我准备打退堂鼓。那个黑得发亮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试探性地问:“你是新来的?”我点点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你是新面孔,司机当然不认识你啦。过两天,也许明天就好了,你想不想赚钱?”中年人问话的时候,目光前视,不忘在每一辆经过的空车前,作出应有的手势。

  “我教你,你伸出一个指头,表示只需一块钱即可,”他见我不解,叹了口气说:“现在竞争激烈,加上你是新面孔,司机们都不认识你,你开工第一天减减价,刚好可以发个市!”他教我手势,“你试试看——”

  我伸出一个手指,开玩笑般地。

  一辆崭新的士在我面前戛然而止。果然灵,我看着那位中年黑人,笑了。“上车啦!”他催促我,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打开车门上了车。

  司机很年轻,我刚在前座落坐,正犹豫着如何开口素要报酬,话还没说,只是望望他,他便递过来一元硬币。嘻,轻而易举赚一块钱!我主动向他问好,挑起话题,他说,刚才他已晃了一圈,看我犹犹豫豫便没有停车。正巧他没拉上香港客,只好再回来。他问我如何会走到这一步的,我略为迟疑了一下,接下来就是谎话连篇。我说,从内地来深找工已逾两月,住在十元旅店,昨天已经断粮,走投无路,听人说此举可以赚几块钱裹腹,今天只好前来试试看。他半信半疑地望望我,说我不像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倒像个斯文的读书人。他告诉我,他叫阿石,广东揭阳人,见我很健谈,希望还能遇上我。

  在火车站落客区下车后,我迅速穿过罗湖商业城,只花了不到3分钟时间,又回到原先的出发点沿河南路。

  不多会儿,中年黑人打的赚了2元钱也返回来了。为了探究个中情况,我约他在快餐店坐坐聊会儿天。他不干,他说他想多赚些钱,改日再聚吧。他叫老刘,明天去和平路打的,问我是否也去,我说“好的”。

  我下车上车,上车又下车,逐渐变得老道起来。我发现这一“行当”也有点小窍门,比如说不能混迹在众多的“打的人”之中,因为我还是新面孔,很容易被别人忘记,要远远地站在一旁,伸出两只手指。或是遵循“三突出”原则,抢占转弯处等有利地形突出自己。我摸索了一点可怜的经验后,先后乘了4部的士。中午12点45分,由于活动量大,我忽然饿得头昏眼花,赶紧在沿河南路的快餐馆内随便买了份盒饭吃。往日的娇气早已没有了,原先无法下咽的饭菜竟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一大半,饭后去罗湖商业城闲逛。下午3点,回到沿河南路继续打的。

  大概是4点半过后,沿河南路猛然热闹起来了。半途上杀出一支人马,十四五位年轻女性,三五成群,衣着亮丽地如彩旗招展,向迎面而来的司机大佬展露风情。这一带原只有10多位男士,现在有30多位男男女女打的赚钱。

  我不明白的是,居然还有年轻女性在干这种行当。

  走近五六位围在一堆的女性旁边,听她们说话就晓得她们是四川人,穿着打扮虽然都还艳丽,看上去都是正宗的农村姐妹。不过,显然也不是刚从穷乡僻壤走进现代都市的“刘姥姥”。她们在城市呆过一些时日,有一点城市生活经验,举手投足虽然缺乏自信,也不至于手脚无措,慌慌笨笨的像正在演农民的赵本山。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长相不错,只是略显瘦削。我走到她身旁,想和她套近乎聊聊天,对她友好地笑笑。她有些戒备地后退两步,警觉地瞪着大眼睛看我,摇摇头,不再理会我,独自走到一旁向大路伸出两只指头。我讨了个没趣,悻悻然地回到路旁观看。

  我发现我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我的乔装打扮实在跟不上趟,我穿的是多年前的一条浅蓝牛仔裤,上着一件灰白格子衬衫,朴素得像一个刚出道的打工妹。那些街边站立的女子,一个个身穿色彩斑斓的花裙,裙裾在初夏的微风中翩飞,宛如开放的花朵。她们个个都喷着香水,引来香风阵阵,让人好不垂怜。我十足是个丑小鸭。丑小鸭从上午站到下午,满身臭汗,在众多花枝招展的女子中间,绝对黯然失色。

  即便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做生意”。跑上跑下地打了几趟车,倒也小有收获。傍晚6时50分,我早就又累又饿却顾不上休息,只想知道今天赚了多少钱能不能养活自己。坐在火车站与香格里拉之间的人行天桥旁,清点一天的收获,居然也有21元。如果过清贫的日子,一天的伙食费还是足够的。

  为了赚这些钱,我累得疲惫不堪。在我的记忆里,自1993年秋南下闯世界至今,我还从未这样疲累过。我决定尽早返回报社休息。老刘只吃了个廉价的盒饭,随即再接再厉干革命,一直干到9点多钟才收工。

  深圳的夜色很美,流光溢彩,灯影世界美仑美奂。我无心欣赏美景,只想尽快打的早点回家。走到火车站东广场的士上车点等车,自然思考起花钱打的与打的赚钱两者不同的感觉和心态。一想到今天上上落落的那份辛苦,站在路边伸出手指的尴尬,尤其是回到报社至少要花费35元钱,我就突然改变了主意,穿过马路,走到大巴站台搭乘205大巴。在大巴车厢的颠簸与人声的喧哗中,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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