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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完全赞成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

  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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