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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够,太多了,我给您找钱。”

  “不用了,你吃饭了吗?跟我们一块儿吃吧。”周蒙把小姑娘拉到自己身边。天哪,她可真小,细胳膊细腿,比周蒙教的初一学生还小,就到北京来卖花儿了。

  房东还挺热情,张罗着给小姑娘拿碗筷,小姑娘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吃。周蒙看小姑娘吃得差不多了才问:“你几岁了?家在哪儿?”

  小姑娘说是湖南人,十六岁。

  十六岁?周蒙真的可怜她了,十六岁才这么点儿个儿,那也长不了多少了,十六岁,完全没有发育过的十六岁比较起来,有的玫瑰根本没开过。

  就是这样,也难免要给人欺负吧?如果运气好遇到一个什么人肯娶她,难免还要生孩子,生一个,或许还不够。可是,这么小的身体。

  周蒙空腹喝了一瓶啤酒,头有点儿晕了,那几个山东工人吃完就走了,桌上也没菜了。周蒙搂着小姑娘说:“跟我回家吧,我送你几件衣服。”

  房东看着周蒙的脸色没敢讲话,事后想想,他并不是什么歹人。

  小姑娘住亚运村那边,天晚了没公交车了,还是房东把她送回去的。

  第二天一早,周蒙收拾好东西,那堆迅速萎谢的红玫瑰扔在麻将桌上,她看也没看一眼,到外面拦了辆车就搬走了。

  半小时后,周蒙在研究生院门口碰到了张晓辉。

  不出来还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乱世。

  要到这时候周蒙才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李然的一句话:“打个比方,我跟你坐在这里,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由于变数太多,概率接近于零,是完全偶然的。”他是说人生无常。

  乱世里自然会有几段传奇,更多的,却是无奈。

  周蒙曾经听一个外地女孩这么絮叨:“每年一到10月,我就开始省钱,计划今年冬天一定要买一件特别暖和的衣服和一双特别结实的鞋子,然后冬天到了,我的钱还是不够,凑合着买了,一边买一边后悔,一定穿不到明年,到时候不是还得买?”

  后来,这个外地女孩嫁人了,生了孩子,也在北京分期付款买房子了,她的冬衣冬鞋还一年一年地重复着那个老故事。

  直到最后离开四方广告公司,周蒙也不明白四方广告公司为什么要招她这个文案。周蒙在公司三个月,写过的唯一文案是关于一本京城旅游指南的广告征集,这也是公司当时唯一的业务。跟周蒙同时进公司的还有四个业务员,业务员的工作就是满北京地给这本旅游指南拉广告。也别小看了这么一本32开的旅游指南,要搁几年前,指着它能挣几十万也不一定,现在,不行了,同类媒体太多了,客户都烦了。周蒙听那些业务员打电话,经常是话还没说完呢,客户一听是拉广告的就挂断了。

  可老板早放下话来了,没有上不来广告的媒体,也没有不想做广告的客户,言外之意:只有拉不来广告的业务员。

  四方广告公司,周蒙他们这批人进来之前,公司加上许总统共才两个人,就这样,许总还挺有派头的,他开一辆车顶开窗的“凌志”。

  许总挣钱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广告初步繁荣各自为王那会儿。在广告界略待长一点,像许总这类末路英雄,周蒙很见识过几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受过高等教育,起步早发过财,1995年以后不约而同地开始走下坡路。这许总算是安分的,后来的两个老总还想从广告往实业发展,一个要挽救中国玻璃器皿制造业,另一个要建立亚洲最大的鲜花批发市场,一水儿的电脑管理。对这两位老总的雄心和魄力,周蒙折服之余,赶紧辞职转工。不是周蒙挑剔,实在没精力配合他们,一会儿一个主意。

  手里也有一两百万了,退一步,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多好。

  最没意思的事儿就是明明没事儿干还得在那儿煞有介事地坐着。

  在四方广告公司,周蒙不是做了三个月而是“坐”了三个月。到最后一个月周蒙实在坐不住了,她也学着那些业务员打打电话,挑离公司近的几家宾馆饭店跑跑。哪怕找个借口出去逛逛“百盛”

  “贵友”,总比在老板眼皮子底下干坐着强。

  到底是给资本家干活,不生产点儿剩余价值给老板剥削就于心有愧。

  许总挺高兴她这个小文案自觉自愿地跑业务。他当然高兴了,周蒙进公司就讲好的,周蒙的业务提成要比业务员低5个百分点,因为她拿的文案工资比业务员高,高多少?不过半张“老人头”。周蒙为人不是一向大方吗?这个亏,她认了。

  就像新手的赌运一定会好,周蒙初战告捷,没两天就拉了个封底广告。这一个封底广告周蒙的提成是一千四,比起业务员,她亏了七百而许总多赚了七百,乐得许总连着一个星期地夸她。许总其实蛮有人情味儿的,他的派头是跨国公司总经理的派头,他的经营理念不脱一个作坊老板的小恩小惠。许总,也不过三十七八吧,在周蒙眼里他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了。许总的女儿听说才满周岁,是第二次婚姻吧?妻子恐怕还很年轻。

  初战告捷,周蒙乘胜追击,连着跑了王府井一带新开的商厦和美食城。

  也像一般的新手,幸运女神通常只会垂青你一次,周蒙连遭败绩。

  转天,周蒙照常七点四十五分起来上班。

  上下班时间的地铁真挤,可也幸亏有地铁,要让周蒙每天坐近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上下班,那还是先死了好。就是这样,每天这个地铁的直线转环线,环线转直线也够烦人的,每次被人群裹着在直线和环线之间奔来奔去,周蒙像一切小资产阶级妇女那样,开始怀疑生活的意义。

  下了地铁就是公司了吗?哪儿有那样的福气,还要乘二十分钟公共汽车呢,距离相当于在江城从周蒙家到四中。这段路,每月月头周蒙都坐小巴,到了月尾就不得不乘公共汽车,因为手头紧了。到了公司所在的宾馆门口,周蒙总要先买一枝三毛钱的“和路雪”山楂冰棒,吃下去胸口会舒服一点儿。10月的天气已经有点儿凉了,周蒙还是天天买,这三毛钱的山楂冰棒像是她的一根精神支柱,面对一切的不如意和喧嚣嘈杂,她至少可以举起一枝冰棒慢慢吃完。

  到了第二年夏天,“和路雪”好像不再生产山楂冰棒了,周蒙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她只找到“新大陆”的山楂冰棒,总觉得没有“和路雪”的好吃。

  还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大到生命小到一枝冰棒。

  周蒙知道今天是她最后一天到“四方”来上班,今天发工资,提成她前两天已经拿到了。公司在二楼,周蒙上楼前在宾馆服务台打了个长途,她是打给小宗的,小宗不在,他的同事说他去巴基斯坦了。

  周蒙到北京后,这是第一次给小宗打电话,她要跟小宗说她想回去。

  可是他不在。

  周蒙辞职被张晓辉教训了一顿。

  “我的小姐,你倒是找着下家再辞上家啊,一样是坐着,在公司坐着不好呀?”张晓辉看不来周蒙那副懒懒散散的败家子样儿。

  “我现在不是坐着我是躺着。”

  “哼,我看你还能躺几天。”张晓辉对着小圆镜在刚洗过的脸上涂抹了一番,“起来吧,吃饭去。”

  “不饿。”

  “今晚劲松请客。”张晓辉眼风一张,精明厉害地说,“你又不上班,还不把这顿饭钱省下来?”

  “我真的不饿。”

  “姐姐,你不饿我还饿呢,老郭这顿饭是冲着你的。”

  张晓辉这声“姐姐”可没叫错,虽然看不出,周蒙确实比她大几个月。

  经历都是写在脸上的。

  张晓辉中专毕业就到北京来了,中专,她学的就是机械修理。

  五年,张晓辉自己都不记得换过多少工作搬过多少次家交过几个男朋友,她唯一记得清楚的是她银行里不断变化的存款数字。

  张晓辉每个月都会去一趟中国银行,她把她的银行存折给周蒙看过一眼,周蒙数了好一会儿才数清1后头有几个数字,那是一个六位数的存折。

  周蒙就此对张晓辉肃然起敬。

  别看张晓辉貌不惊人,好衣服没几件,人家正经在外资广告公司待过几年。那家外资广告公司在大陆经营不善,业务萎缩、精英流失,张晓辉留下来就成元老了,从打字员做起,最后离开的时候职位是媒介部经理,媒介部只剩下她一人了。

  “我们在公司都是喝哥伦比亚咖啡,看时尚杂志。”张晓辉跷起二郎腿说。哥伦比亚咖啡是他们公司的全球性客户,至于时尚杂志他们公司常年有客户在上头登广告。她放下二郎腿,说:“我要是不走,今年公司会送我去澳大利亚培训一个月。”离开广告公司,张晓辉去的是汽车配件公司。张晓辉是个农民的女儿,从血液里她就不相信干广告能赚钱,那不是个稳当生意。

  张晓辉的计划是回四川开个汽车配件门市部外带一个汽车修理铺,在四川省的绵阳市,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刚进了区政府。

  开门大吉,就在明年春天。

  所以现在对张晓辉来说,一分钱都是好的,她最近找了一份兼职,周末给人看店。周蒙不太心疼自个儿的钱,但她怪心疼晓辉的钱,晓辉的钱是用来创事业的。得让晓辉省下这顿饭钱。

  周蒙从床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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