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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万里见街边有家杂货店,走了进去。他一打听店主是来自宜山的农民,做再生布赚到了钱,来龙港投资建房,安家落户。万里像遇到安徽老乡似的跟他们聊起来。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改变了农民唱着凤阳花鼓逃荒讨饭的命运。在三年前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对苍南县宜山区农民利用再生纤维发展家庭工业大为赞赏。万里的肯定犹如一缕晨曦洒落在灰蒙蒙的温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温州一直是反面典型,“文革”期间,温州被王洪文视为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粉碎“四人帮”后,温州又成为“一打三反”的重点,被“五地下”(包括地下施工队、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等)、“八大王事件”搞得灰头土脑,狼狈不堪。

  万里问店主建这么一间房子花了多少钱,办哪些手续。店主的老婆一一回答后,万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他们的房子。这是一间四层楼,厨房和卫生间齐全,下边开店,上边住人。见苍南的农民不仅进了城,还拥有这么好的房子,万里十分开心。

  接着,万里、郝建秀走进镇政府办公楼。在四楼的会议室,万里一行听取陈定模的汇报。

  万里听得仔细,边听边问,不时打断陈定模,问现在老百姓有哪些顾虑?对我们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

  “你要给我讲实话。”万里充满期待地说。

  万里要他讲真话,市里告诫他不要乱讲,该听谁的?陈定模犹豫了。他想,万里副总理下来视察不就是要了解民情,听到真话吗?不讲真话,对得起年已七旬的万里副总理吗?不跟党中央说真话,还是共产党员吗?可是,讲真话是有风险的,会让在场的市、县领导不爽,甚至难堪。得罪顶头上司还会有自己好果子吃吗?

  陈定模想了想,今天豁出去了,“总理啊,基层改革很难,少数人在干,多数人在看,个别人在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最后谁也不想干了……”

  两年来,调查组一拨拨下来,这拨查完没几天,下拨又来了,审查账本、批件、准建证、合同、建房名册……不知翻了多少遍,镇机关干部被叫过去一遍遍询问,哪还有心情工作?

  前些日子,县纪委把副镇长谢成河和他老婆传了过去,把他们夫妻俩分开,让他们分别交代问题。

  “谁送钱给我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啊?我要是把人家钱拿来了,你就给我开除了!”他们问来问去,把老谢问火了,气愤地说道。

  “别急啊,你就说说镇政府办公楼的指标吧。”

  建镇政府办公楼,县里没拨经费,只批了二十万立方米的木材、五十吨水泥的指标,镇政府筹集了十一万元钱。在镇长办公会上,主管镇政府办公楼建设的谢成河提出买十万立方米的杉木、十万立方米的松木。松木做办公桌椅和卷柜,杉木用于基建。他这一提议得到通过。

  他跟宜山家具厂说:“我给你十万立方米木材指标,你给我打办公桌椅,卖我便宜点儿。”

  建镇政府办公楼时,那里有条河,河上没有桥,建筑材料运不过去,老谢就用杉木搭了一座桥。建龙港第二小学校时,要把电线从斗门那边的变电所拉过去,老谢就把剩下的杉木做了电线杆。

  “你是问木材吧?你自己去数吧,我搭那座桥用了多少杉木,从变电所到二小用了多少电线杆。”

  幸亏镇机关干部大多数是老谢这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被工作组查了一次又一次还那么没日没夜地干。不过,一次次调查影响了龙港速度。镇机关只有二十三位干部,许多人兼有多职,一人干两三人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除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接待参观考察团,每天少则三五拨,多则十几拨,最多的一天十九拨。

  陈定模说罢,会议室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当地领导解释说,“我们查的是违法乱纪,不是城镇建设。”

  万里问陈定模,全国人大出台了《土地法》,你认为土地归县里好,归乡里好,还是归村里好?

  陈定模略思索一下说,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问题,没有很好思考过。按照我的个人看法,土地应该归村里。

  万里问,为什么?

  陈定模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官。乡干部在一个乡干几年就要走,对土地不会珍惜。对村里来说土地是命根子,应该归村集体。

  万里又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是小学生。”

  万里、郝建秀在镇政府门前跟大家合影之后,上车赶往平阳县,从平阳去瑞安。

  “陈书记,你那话讲得不好啊。你讲过后,领导的脸都青了。”章圣望担心地说。

  “哎呀,老章你不要怕嘛。枪打翘头鸟,可是我已飞了,他们是打不着的。”陈定模不在意地说。

  新华社记者采访陈定模时问:“都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别人都怕,你为什么不怕?”

  陈定模说,我这个鸟啊已经飞得很高了,超出他们的射程。他看得到我,却打不中我。他们要搞我,得到中央去搞我。在县里和市里是办不到了,想不让我在龙港干下去,想把我处理掉,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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