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城(27)_朱晓军

二七

　　书信就这么一来一往，越来越频繁。她清楚即便他考上大学，距父母的择婿标准还相差甚远。她的两个姐夫都是部队转业的，一个在县农资公司当经理，另一个在广州远洋公司。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的相貌、气质、学历、职业和家境都好，自然会引起异性和他们父母的关注，不时有人登门说媒，且大都符合她父母的标准——门当户对，最起码也要像她的闺蜜和同学找的那样——城里人，有份不错的工作，有地位不错的父母，还有不错的婚房。她却想也没想就婉拒了。这时，爱情的种子已悄悄发芽，虽然书信中没谈到爱，却已心有灵犀。

　　李其铁大学毕业被分到家乡湖前中学任教，那也是她教过书的学校。这时，她顶替父亲，入职在鳌江的平阳县物资公司。半年后，苍南县司法局成立了，他调了进去，先当秘书，没过多久就当上宣教科长。

　　“我比较喜欢你。”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说出憋在心里六年的话了。

　　“我也比较欣赏你，但是你家里太穷了，连房子都没有，我们结婚住哪里？”她直言不讳。

　　她说，她要结婚的话，还是要住在鳌江的，不会住在李家垟，也不会去灵溪。她不喜欢听灵溪人说的闽南话，像吵架似的，听不懂。她即使答应去灵溪，他也没有房子。他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

　　“房子以后会有的。造一间房子是很容易的，钱不够可以先借一些，我们是有能力偿还的。我们要自己努力，不能依赖父母。”他说。

　　不依赖父母，这也是她欣赏他的地方。他什么也不靠，靠勤奋、刻苦和努力。

　　“我妈他们不会同意的，再等等吧。”她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不能再等了，他已二十八岁，她也二十三岁了。他去找她的姨妈，说他和迎春相爱了，请她帮忙说服迎春的父母。他找对了人，她的姨妈对他很认可。

　　不出所料，她的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她的父母出生于江南的乡下，父亲从这边参军，母亲在这边考取的师范学校。作为乡下人，他们向往城市，没想到母亲毕业又被分回江南的乡下。父亲转业调换了几个地方，最后才进了鳌江。陈迎春姐弟六人也都生在乡下。陈迎春九岁那年，母亲说鳌江那边的学校比乡下好，让她跟着父亲去了鳌江。母亲和奶奶、姐姐都留在了乡下，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是农村户口。她当民办教师的姐姐就嫁到李其铁那个村，父母都清楚那里有多么贫穷，女人有多么艰辛。父母说什么也不想把这个城里长大的女儿嫁回乡下。

　　姨妈劝她的父母说，那个男孩不错啊，很有教养，工作单位也不错，还是个大学生，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是乡下人。在姨妈的斡旋下，她的父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你前边那两人嫁得都很好，你嫁的这个条件太差了，以后会吃苦的。”母亲遗憾地说，想了想又说，“你的工作蛮好的，可以嫁个条件好点的，鳌江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啊。”

　　“没关系，我们两人都有工作，只要努力点儿，日子会好过的……”接着，她看着母亲，充满希望地问道：“妈妈，我出嫁时，你给我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我自己会努力的。”

　　她也许有点失望，想想也就释然了。姐弟六个，仅有三个是城镇户口，父亲退休那个顶替名额也给了她，她已得到很多了。

　　1983年，他们结婚了。这个不喜欢乡下人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的城里姑娘，却跟李其铁举办了一场很“乡下”的婚礼。媒人就是她的姨妈，婚宴隆重，摆有好多桌酒席，请来很多乡下亲戚。

　　1984年对李其铁来说是个幸运年，一是龙港镇政府成立，湖前乡划归了龙港，他成了土生土长的龙港人；二是8月份，也就是陈定模到龙港的第三个月，司法局派驻龙港镇的特派员调到水利局了，在李其铁的主动要求下，他被派了过来，从此他们夫妇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她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做饭，他六点钟准时出门，骑自行车赶到码头，坐渡轮过江。镇政府八点钟上班，他七点半钟就坐在办公桌前。没事时，他就读书——中华律师函授中心发的那套法律法规教材，他从法学基础理论学到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3

　　“江南鬼”赢得了自己的尊严

　　鳌江人骂的那句“江南鬼”，让方建森记了一辈子。

　　他是方岩村人，住在方岩下。他跟李其铁同岁，他们犹如在同一节列车的两位旅客，李其铁小学毕业，他也毕业了；李其铁放弃了读书，他也放弃了。不同的是李其铁是父亲不让读，他是没父亲；李其铁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党员，他的父亲是方岩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父亲是“土改”时入的党，那时他还没出生。

　　方建森的父亲出身贫苦，不识字。他对党绝对忠诚，工作随叫随到，忙起来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那时当村支书没有报酬，没有补贴，父亲动不动就要去乡里开会，领任务。生产队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每到分粮时，挣工分多的人家拿着斗来收米，方建森的母亲却拎着斗去借米。

　　1962年，修桥墩水库，宜山区派父亲带领全区的民工去了。指挥施工时，父亲被拖拉机压伤，抬回了家。区里给了三十元医疗费，正赶上家里揭不开锅，母亲用那笔钱买了红薯。一块钱八斤，买了二百多斤。家里九口半人，七个孩子，三女四男，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很能吃。方建森排行老五，下有一弟一妹。他还有一个奶奶，父亲跟伯伯共同赡养，算作家里半口人。

　　红薯吃没了，父亲突然动脉大出血，没钱治。关键的还不是钱的问题，父亲当了十二年支书，几十块钱总还是借得到的。关键是江南岸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不论什么病都得到江北去看。没来得及抢救父亲就走了，那年父亲才四十五岁。方建森刚八岁，在家的男孩属他年纪大，弟弟四岁。他有一个妹妹刚刚一岁。大姐十六岁就嫁人，换回一百来斤地瓜丝。大姐嫁到了山区，那里偏僻、落后、贫困。几十年过去，提起这些往事大姐还抑制不住地抹眼泪。

　　村里照顾他家，给母亲安排一份工作——去学校做饭，每月给八块钱的工钱。母亲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努力，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天不亮就赶到学校烧饭。方建森很懂事儿，跟母亲去，帮着挑水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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