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上不封顶(32)_桑栀栀

三二

　　一个十几年前就进军统的特务，又被唐纵带走组建全国警察总署和保安事务局。原军统代办看中的就是他虽不善于官场政治、级别上混得不高，但是业务能力过硬，能在一线负责具体的行动。就这样一个人，会在追捕逃犯的过程中，毫无警戒之心，自己身上的配枪都没拔出来，就被迎面一枪击毙吗？

　　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就在于那枚子弹。负责弹道分析的刑事科警察告诉他，这个枪手的枪法其实一般，因为子弹并没有准确地射击中杨开植的心脏部位，即便近距离，也几乎偏到了右侧。但之所以仍然能达到一枪毙命的杀伤力，是因为那枚子弹不是普通的子弹。

　　“你看弹头。”同样军统出身的警察破例把从死者身体里取出的子弹带了出来，交给吕鹏。

　　“是碎的？”吕鹏皱着眉，一眼看出端倪。

　　“对，你知道是为什么吧？”

　　吕鹏沉默了，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太清楚了。他是喜欢枪械的人，还是神枪手，在军校的骑射比赛拿过冠军。抗战胜利前，他就听说过欧洲战场上有一种子弹，弹头上有特殊的结构，击中目标后会像万花筒一样爆散出碎片，因此即便瞄准不到要害，靠这些碎片也可以切割进器官和骨骼，造成远超一般子弹的伤害。

　　这种杀伤性极大的子弹在中国是不制造的，只有少数美械兵团里配备，就连吕鹏对它这么好奇，也从来没有机会使用。韩圭璋所在的西北军搞不来，共产党更不可能搞来。

　　一向在抓地下党方面没有过心慈手软的吕鹏，在此时却怀疑，杀杨开植的，有没有可能并不是来接应韩圭璋的所谓共党行动队？

　　吕鹏还亲自去了现场附近寻找潜在的目击者。

　　杨开植的车停在朝天宫东边的冶山附近，曾经香火旺盛的道场如今成了首都的贫民区。成片的棚户房从理论上来讲，的确符合一个想要躲避追捕的逃犯会选择的藏身之处。

　　并且，在吕鹏走访的过程中，也确实有人认出了照片里的杨开植。他在八月七日的傍晚来过这里找人，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个，是后来最早发现他尸体的保安队员。

　　两个队员战战兢兢，把这两天重复过无数遍的话，再次说给吕鹏听。

　　当时他们队里有人在设路障，有人去大小旅店盘查，而杨开植则带着他俩到贫民区搜索。人手当然是不够的，但是杨开植给每组的领头人都配了无线电通话设备，可以保证彼此在十几公里的范围内联络。然而当他们到了棚户区，才发现那里的无线电讯号很不稳定——这跟在国防部内负责后方调度的人所说相符，他们很早就没听到杨处长的声音了。

　　无线电设备被留在车里，杨开植和手下二人分头行动。那二人从东西两侧进入棚户区，但结果一无所获，回到原先的地点时，却迟迟等不到杨开植回来。一直到天黑，放在车里的无线电设备里传来其他人断断续续问处长下一步行动的声音，他们才觉得不妙，回过头去找，结果在一条两边都没有住家的小路上发现了已经中弹身亡的杨开植。

　　吕鹏觉得，杨开植是被一个他认为毫无威胁的人杀死的。

　　接下来，便是保密局发动对棚户区所有居民的登记调查，自然又爆发了一番官民冲突，甚至引起了市政部门的注意。市里的官员看不下去保密局粗暴野蛮的行事方式，终于提出抗议，一直反映到了高层，保密局长不得不叫停了吕鹏在这本就混乱的区域火上浇油的做法。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各国领事馆的抗议也差点掀翻外交部的屋顶。

　　▼22 梁柱

　　李鹤林高估了一件事，就是外国人对驻在国事务的配合度。

　　在他看来，为捉拿通缉犯而全城搜捕既正义又正当，在这个名目下，警保人员在街上随机拦下一个中国人，对方都会老老实实任由检查。但是对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人，他们则是觉得自己的私人领域正在被侵犯。

　　盘查行动刚开始两天，除了少数南美和亚洲国家，一众西方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对出城公路、码头、机场的所谓安全检查，从不胜其扰演变为坚决抵制了。从他们的视角，自己只是想去上海过个周末、送孩子去香港上学，或是因为对国共交战不看好，以防万一先运一部分家当回自己国家，凭什么接受你们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打扰我的日常生活？

　　就连那位“中国人民的朋友”司徒雷登先生，也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为自己下属同事受到的骚扰抗议。不过，他说的话就比不少欧洲同行有水平多了：“仅仅为了一个人，就在首都这样草木皆兵，恐贵政府之威信权力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要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完全是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又将负面的影响渲染得足够到位。

　　八月十一日中午，李鹤林沉着脸从国防部长办公室出来，任少白却暗自肯定，彭永成的计划正在奏效——

　　煽动外国驻华人员的抗议，让外交部出面施压，要求全面放松检查。这是第一步。

　　但是，以李鹤林的性格，他肯定已经算到了下一步：这就是共党的计策，因此越在这种时候，就越不能顺其心意，就越觉得韩圭璋的转移跟外国使馆有关。这个方向刚确立的时候，李鹤林原本还只有五分信，现在就有八分了。

　　而任少白的作用，是填补上剩余的两分。

　　“老师，我有个想法。”出于习惯，和一点对李鹤林心思的揣测，作为其秘书的任少白仍然以学生而不是下属自居。

　　“你说。”李鹤林道。

　　“不能放弃原本的思路，不然可能正中韩圭璋下怀，当我们放松了检查的时候，就是他出逃的最好机会。”

　　“你是这样想的？”

　　“是，老师。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

　　李鹤林的表情稍缓和一点，任少白的揣测也正中了他的下怀。

　　因为常年身处趋炎附势的办公室氛围里，李鹤林工作中一大组成部分，就是妥协。如果他不那么做，就会不断被上司提醒，要退一步、要考虑到影响，尤其是考虑到领袖的面子。而他也只能次次点头称是。

　　就像刚刚，在部长办公室，即便觉得上层对于各国使馆的退让只会让这帮外国人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更加趾高气昂，但有厅长在一旁认错保证，他也不能越俎代庖，提出任何异见了。

　　这些其实都不符合李鹤林对自己的设想的。他自恃比国防部里大多数人要头脑清醒、品格高尚，时不时做出违背内心之选择则是官僚体制内不得不为之，他觉得，自己已经比大多数人坚守得更久了——那些曾经跟他一样心怀三民主义信仰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话说出来就俗了，但每每能被人称作“老师”，又会让他短暂产生他的确与这个系统的其他人不同的幻象，从而获得一些安慰。尽管他也知道，是自我安慰。

　　但无论如何，被学生一直敬重的感觉很好，而且这个学生还能如此想他所想——

　　“过去两天，我们的人寄希望于在机场港口查到假护照，结果就连一个过期护照都没有。这或许就是共党的策略，设下很多幌子，用来混淆视线。”

　　“关于那个‘高玉’，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沈彤在评事街照相馆发现的第一个伪造外国护照的人，也是国防部初步确定这个调查方向的起点，然而却在事后甩掉了跟踪，并且她那本护照也都还没有出现在任何出城地点。

　　“可能就是在等待我们放松检查的时机。”

　　李鹤林摇了摇头，道：“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包括她在内，那些被盗的外国证件，有没有可能不是为了让人出城，而是把人弄进城？”

　　“您是说……偷护照的人，不是要使用护照的人？但是，怎么解释照片呢？”

　　“检查人员在检查证件的时候，总是先看面前的这个人，这个人的脸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然后再看照片，便是从照片中找相同而非找不同。因此，只要护照持有者跟照片上的人有几分相似，就并不难通过检查。这还是检查人员都熟悉的中国人的脸，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就更难分辨了。”

　　即便带着误导的目标，但听完李鹤林的推论后，任少白还是暗暗佩服，他比自己预估得还要敏锐，已经提前算计到了第三步。

　　“你去查最近有没有什么外国团体要来南京，考察团、交响乐队、新闻记者……这些人就是我们下一步的监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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