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上不封顶(20)_桑栀栀

二〇

　　这段时间以来，乔鸣羽在看守所心脏病突发，继而在中央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的消息已经在国防部内不胫而走了。而至于他究竟是因为贪污腐化而被查办，还是传闻中的地下党间谍，已经没有人在意了。他们背着兰幼因议论的是，作为同事，他们中没有一个去出席乔鸣羽的丧事，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替他操办丧事。

　　还有好事者打听，乔鸣羽的人事档案里写着的就是孤儿出身，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儿女，于是就更可怜可叹了。唯一一个妻子在他出事之后，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所以娶老婆果然不能只看漂亮，还得淳朴善良，起码死后有人上坟烧纸。

　　直到这一天，人们意识到兰幼因到底还是尽到了一个未亡人的责任，这才稍稍改变了一点话锋，有女同事说：“她也不容易，别说乔处长是孤儿，好像也没听她提过自己的父母。”

　　但是很快，又有人提到最近陆总的那个参谋专员几次来找她都扑空，是不是因为又认识了别的人？女人嘛，是不容易，所以免不了攀高踩低，要找棵大树才好傍身。

　　说这些话的人都只是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落在有心人耳里，却认真琢磨了起来。

　　任少白在心里飞快地计算，如果今天是尾七，那么乔鸣羽真正过世的日子就绝不是传闻中被送到中央医院以后。保密局如果在刑讯中失手杀死了人，再装模作样去医院里过一遭，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始终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兰幼因在整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天在银行，他就问过彭永成，如果兰幼因不是组织记录在案的同志，那么乔鸣羽暴露，有没有可能就是她告发的？

　　因为他思前想后，都觉得保密局没有理由放过她。

　　彭永成没有否定他的猜测，因为乔鸣羽等人的被捕是地下党南京情报站被查获的导火索，但究竟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导致他们暴露，仍然处于一片盲区。彭永成说，其实自己此番来南京，一方面是重启养蚕人的计划，另一方面，就是调查乔鸣羽事件是否会产生残留影响。

　　残留影响这话说得委婉，实际的意思就是，除了已经及时叫停的计划和电台，还有没有能让保密局顺藤摸瓜的其他线索，或人。如果有的话，自然是要锄奸的。

　　中央社会部关于乔鸣羽和兰幼因的信息，并不比任少白知道的更多。二人在1944年结婚，乔鸣羽1945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当时就跟组织报告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作为潜伏的特工，有稳定的婚姻关系其实是很好的掩护，人们对独来独往的人总是更警惕怀疑。

　　任少白听这话的时候瞥了彭永成一眼，后者怕他多心似地补充道：“你是已经形成了这种固定形象，也就罢了。”

　　任少白回：“我就当这是你对我的认可了。”

　　不过，他没有对自己的新上级吐露的真心话是，他觉得对于乔鸣羽来说，婚姻关系还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卧底，要隐瞒秘密的对象，不仅是同事、敌人，还有妻子；意味着他没有一刻能卸下伪装，即便面对最亲密的伴侣，也有不能说出口的实话。除非，他也将妻子发展成自己地下工作中的“同事”，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已经很小了。

　　甚至，他现在忽然觉得，有没有可能正好相反，兰幼因是保密局在乔鸣羽身边安插的耳目呢？她可是在中美所待过，也算是半个军统的人。

　　“这些话说得也太没道理了，前后矛盾，好话赖话都让你们给说尽了。”

　　——军事机关食堂，再纪律严明也是个混杂着菜味儿、人味儿的油腻环境，却忽然有一个清亮的声音平地而起，打断了隔壁桌对兰幼因私生活的阴损讨论，也将任少白从庞杂的思绪中唤醒。

　　人们一时间不知道是谁在说话，纷纷扭头寻找，只见东南角的一桌，一个年轻女科员放下筷子，坐在二厅一众人中间，不顾身边的眼色和试图阻止，隔空喊话似地继续大声说：“那位兰科长我没见过，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但是这样背后捕风捉影瞎议论，话还说得这么难听，太不上台面了！”

　　这般猝不及防被针对，一厅原本正在说话的人一下就火了，带着拍案而起的气势质问：“你哪来的？说谁上不得台面？”

　　“谁急了就说谁。”

　　眼见着火药味越来越重，二厅主任办公室秘书连忙起身打圆场，道：“都是同事，都少说两句，退一步海阔天空，要体谅包容不要搞内讧……”

　　任少白好奇地看向那个女科员，魏宁生善察言观色，机灵地凑过来，低声告诉他：“沈彤，二厅新来的，他们叫什么管理培训生。应该有点背景，不然怎么这么仗义执言，还有张秘书帮忙说话。”

　　任少白斜眼看他，问：“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魏宁生嘿嘿一笑，为自己的工作不饱和沾沾自喜起来。

　　而任少白却被沈彤的话提醒了，自己是不是也受了那些捕风捉影流言的影响，对兰幼因产生了并没有实际根据的怀疑呢？

　　他觉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像上次一样，再去吕鹏那里探探口风。

　　▼14 车祸

　　国际联欢社像往日一样歌舞升平。

　　说起来，南京这座城市是很善于醉生梦死的。当初辛亥革命的时候，武昌城头的枪声一响，南方的革命党都揭竿而起了，沿着沪宁线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光复，从江南到江北，唯独一个南京被围在当中，还在懵懵懂懂地守着清政府。

　　但偏偏又有着虎踞龙盘的风水，被当做了临时政府的首都。再后来，随着北伐的推行，兜兜转转又回来，1927年4月18日，这个全国最政治冷感的地方，正式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

　　南京的迟钝还体现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对大部分首都市民来说，仍旧是一个听得见看不着的概念。抗日情绪是高涨的，但是真刀真枪的战场，还离自己远得很呢。直到“八一三”淞沪会战了，看到日本人的飞机从头顶飞过，才知道要准备逃难了。

　　任少白的同事魏宁生，那年上中学一年级。秋天，梧桐树的叶子还没有全部变黄，学校就停课了。他跟着家里人先逃到城北郊区，听着不远处狮子山一带传来的炮火声，还以为这就是最可怕的日子了。谁知没过多久，就传来城南中华门遭到密集轰炸的消息，雨花台的防线被攻破，紫金山的防线被攻破，日本人真的打进来了。

　　北郊也不再安全，要过江，要继续逃。

　　魏宁生家里六口人，最小的妹妹还不到一岁。一路上，小娃儿一直哭，大人们自顾不暇，也不知道是谁提议的，要把她丢下，藏在农户外面的草垛子里，听天由命。

　　但是那个年头，天上只有鬼子丢下来的炸弹，没有神仙老爷。

　　跟着家人又上路的魏宁生是一路走一路吵，半日后一咬牙一跺脚，自个儿往回跑，重新找到那个草垛，把妹妹翻了出来。天寒地冻，婴儿命大，可能这就是老天最后的显灵。

　　过了那个冬天，包括魏宁生在内的很多南京人又回来了，毕竟家在这里啊。后来无论是日本人的伪维新政府，还是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都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反正这么些年，各路人马来来去去，已经麻木了。

　　现在的魏宁生，每天笑嘻嘻的一张脸，很难想象出，当年还只是个半大小子的他，是怎么一个人抱着襁褓里的妹妹，跑了十几公里，最后在中山码头终于赶上了在等他的家人。之后，家里人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个事，如今小学都快毕业了的魏小妹也不会知道，自己曾经被至亲放弃过的事实。

　　南京人，好像很善于跟自己和解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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