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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她干什么的？” 　　“医科学生。” 　　“有大胸脯？” 　　“是。三十七寸半C。” 　　她笑，指指自己的胸，“当然你知道这只是三十二。” 　　她是这么富有幽默感。 　　在街上想起，不禁微笑起来。 　　有趣的女郎。从没认识比她更懂得说笑的女孩子。 　　回到家，钟点女工正在清理我的“住宅”。我靠在沙发中，点起一支香烟，慢慢的吸。 　　星期天的下午，用来思念一个女人。没有更好的用途了。 　　我们在一个派对里认识，她有几分酒意，很微笑地很温和地坐在沙发的一角，我们开始攀谈，提到张爱玲的小说。她说她更喜欢鲁迅的小说。她喜欢短篇小说。人生也短。 　　然后我们溜到外面去散步，去小公园中，我们在石凳上坐了很久，情侣们拥抱着，我们却坐得规规矩矩，一路看星空，然后散步。 　　她诧异地问：“看这些男男女女，何必在公众场所亲热？” 　　我说：“很多人家里太挤迫，你知道，不能做这样的事。” 　　她朝䀹䀹眼睛。“我一个人住。”她说。 　　像她这样的女子，在香港不多呢。即使在外国，也不容易找到。女人太小器、太多疑、太猜忌、太缺乏安全感、太紧张、太自私、太依赖、太脆弱、太结党。女人最大的错误是不肯把性视为单纯的享乐——她跟你睡是因为她爱你，因为男人永远欠女人一大笔债。 　　但是她说：“我们两个都很享受。” 　　我把搁着的脚换一个姿势。 　　妈妈会怎么想，尖叫起来吧，淌眼泪吧，呵，儿子竟留恋于人尽可夫的女人。然而与女人上床并不是做她的丈夫，上床只不过是双方愉快，做别人丈夫要付出感情与责任。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这种关系搞清楚过。 　　我奇怪她是否有父母，他们又住在哪里，他们又想些什么？ 　　我们如果演变成朋友……呵，多么大胆的设想。 　　我在沙发上睡着了，女工的吸尘机“胡胡”作响，变成我梦中的配乐。 　　我一个人醒来，喝啤酒，看《神奇女侠新传》。我紧张，手心冒汗，每次看这种片集都是投入的，我有点傻，我喜欢神奇女侠，因为她美丽。 　　我喝了半打啤酒，明天早上一定有宿酒味。 　　大不了星期一到医院，整天用口罩，牙医总是要用口罩的。 　　我躺在床上，伸手出去，碰不到她柔软的手臂。这手臂不是任何一个女人的手臂。 　　我想念她。 　　我有过女人，很多女人，没有一个值得我思念又想念。 　　我知道一起床就该走。不该留在白色的小客厅里吃早餐。不该与她交谈。心灵上的交流稍迟定会成为烙痕，肉体的享乐则容易遗忘。 　　我到医院，一早补好七只牙齿，拔掉十只。 　　中午吃膳堂淡出鸟来的饭菜。午饭后我抽空跑到皇后花店。 　　“有玫瑰？” 　　“三块钱一朵。” 　　“两打。” 　　我把地址与钞票同时交出去。 　　“马上送去。” 　　下午拔掉六只牙，补三只，照四张X光片。 　　中国人不喜欢看牙医。六个月检查一次？开玩笑。洞烂得比牙齿大也不来，除非痛得滚在地上。 　　有一次我几乎爱上一个按时来看牙医的女孩子。但是她太年轻——虽然她的牙齿十全十美，她只有十二岁。 　　下班。 　　花该送到了吧。或者她不在家，花便搁在门口，等她回去已经枯谢，或者被邻居拣到，插在奇奇怪怪的花瓶里。 　　我从来不送花，事情总得有个第一次——她收到花没有？ 　　一个冲动而没有经验的小子，她会想。或者每个周日她都与陌生男子早餐，在周一收一束花。 　　我为什么在想像如此多事情？为什么我不能让她的影子由时间磨灭，对于一个这样萍水相逢的女子，只需要两天，或是三天。 　　所以我在干什么？ 　　在马路上闲荡，有人在我肩上用力一拍。 　　“嗨，医生，这么悠闲？” 　　我抬头，在中环一天之内你会碰到三十个熟人，这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念了香港大学的文科。 　　“嗨，老友。”我说。 　　“无聊？在香港一个年轻的医师不应无聊。”他笑。 　　“牙医也能算医生？”我反问。 　　“申请入英籍还得需要你帮忙呢。”他说。 　　“要去喝一杯啤酒？”我问。 　　“好，哪里？” 　　“我知道一个地方！刘伶巴。” 　　“这又不是冷门地方。”他笑着搭着我的膊头。“走吧。” 　　（士隐便笑一声“走吧”，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我随着同学快步走到刘伶巴。可惜喝完了酒我们也还是要走的，并不能老呆下去。 　　同学问：“我去约两个女孩子出来好不好？” 　　“随便。”我耸耸肩。 　　“如果看得顺眼，可以接下去吃饭看电影。” 　　而我喜欢刘伶巴，因为大酒店里的巴多数叫“金莲花”、“金龙”，再雅不过是“摩罗街”，而此地叫“刘伶”。当然你知道谁是刘伶。 　　同学约的两个女孩了来到，中环的典型写字间女郎，化妆，尼龙纤维料子的衫裙，丝袜加露趾鞋，一只印有字母的皮包。当然我们约不到一流中环女郎，她们早已成为有钱有势公子哥儿的私人秘书。 　　我向她们点点头。 　　那几分含羞答答有很多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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