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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既然那么赶，我想把部份稿子先拿出来打字。 　　打字员全部下了班。 　　我看看钟，四点四十分。 　　他说的，五默前会得给我电话。 　　大抵不会了，说过算数，我也没怀什么希望，有种做债主的感觉：“你几时回覆我？” 　　“你几时走？”“五点。”“我五点前给你电话。”两人一齐挂上电话。 　　我也不想做到这样。 　　一半是被逼的，一半是不甘心。 　　太讲风度，也不行，那么不计较，以后还怎么混。 　　改天问起，又说一时走不开，不好意思，现在不一样见，哈哈哈，呵呵呵，拿他没办法。 　　铃兰，当然不会是他送的。 　　以前他送过台湾玫瑰花，瘀黑的紫红搁冰箱运来，都开不出，花瓣死命包紧着，一下子茎就软下来，还含苞与盛放呢，见过那种玫瑰，把女人比玫瑰简直侮辱。可是一星期后我还是会拨电话给他，闲闲问一句：“怎么样，几时出来。” 　　如果是真的钱债案，倒好辨，找个律师付数百元叫他代为追讨，什么事都没有。 　　但这不是钱。 　　也许我应当放弃这一笔债项，当烂帐一笔勾销，连利息都牺牲掉。 　　现在这样念念不忘简直不是生意经，磨得我壮志消沉。 　　明天是假期。 　　花摆在办公室里，抑或带回家？ 　　也不是没有收过花。转职、生日、或是为朋友做了事，多数会得收到花。 　　送滥了，写张支票给花店，随便送什么：玫瑰、丁香，当事人也许是挂帐的，花也没见过。 　　这盆铃兰是不同的。 　　不过也不需要小题大做，使它在办公室搁一天吧。 　　如果给同事看到我捧看那样的小意思走进走出，真会笑大了嘴。 　　同样的一件事，十八岁做，是天真纯清，廿六岁做，是老十三点。 　　我性格略为狷介，不能视旁人为无物，我颇介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如何，所以不能胆大妄为。 　　我终于在下午六点下班。 　　街上人潮如涌，都赶着回家过节。 　　店铺还没有休息，几万枝火的灯光照向各式名贵礼品，尤其是首饰店，都在大减价。 　　有些女孩子以艳羡的眼光盯牢各种颜色的宝石，心向往之，也有一个印度籍的女性嗤之以鼻，“讨厌！展览财富最令人厌恶。”她说。 　　我并没有逗留。 　　头一两年赚钱的时候，特别爱把薪水用来装扮自己，首饰、衣物、能买的全买下来，手袋都几十只，鞋子数不清那么多。 　　到现在反而不计较。 　　有两个早结婚的女同学问我，“你周身名牌，到底为什么？” 　　我倒是愕然。 　　我都不觉得。多年来都在那两家店买东西，因为招呼好，货色齐，而且经济，万一褪了色，还可以拿回去投诉。 　　我不觉得自己周身名牌。我现在穿衣服纯为护体，早不讲究花式，况且做我们这种公司，也不必花姿招展，同事们都很朴素。 　　但在家庭主妇眼中，我还是名牌崇拜者。 　　我耸耸肩。 　　在路上逛也不是办法，我坐下喝一个龙虾汤，吃一块面包。 　　到八点多才踱回家，开了电视机，躺到床上，鼻中还似有铃兰的香气，此刻又后悔没把花带回家来。 　　他的电话始终没有来。 　　第二天是新年，我伸一个懒腰，深觉这一天跟另一天没有什么分别。 　　离婚后，只觉清静的日子便是好日子。 　　我并不想说谁是谁非，真的要开起研讨会来，自然百分之一百我是人非。 　　对象是家人所认可的，我并不是叛逆的少女，故意走一条错路来得标新立异。只是我的对象在婚后与他在婚前的包装是完全两码子的事。而且不要怪我不在事前看清楚，这种事在事前是永远没法子看得通的，等于买六合彩一样，六个号码在没开奖前怎么会知道，所以不必严肃地教训结错婚的不幸人士。 　　于是离婚了。 　　分手后似陌路人一样，完全没见过面。 　　真庆幸自己有份工作，在事后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以这么说，但怪自己多此一举，结什么婚，别以为社会开放，一般人士仍然振振有词，离婚妇人长，离婚妇人短，旧闻当新闻，老是咬着不放。 　　去年农历年，跑去作客，一个老头正在派红封包，走到我面前，托一托眼镜，上下打量我，忽然说：“你结过婚，不给你。” 　　我又没向他拿！ 　　无端受许多这样的气，很觉无味。 　　为免招致更大的侮辱，便索性守在家中不出去，更似心中有愧，我几乎要怨起吃人的礼教来。 　　每个人走的路都是他自选的，既然认定要这样走，也没有什么好怨。 　　我也不似在等谁的电话。 　　电话铃很少响，也不找人—人也不找我，公平交易。 　　从前刚同配偶分手，也有男人醉醺醺在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打电话来：一我们在黑天鹅，你来不来？” 　　我还想给他一个落台的机会，正支吾，谁知他喝我：“不用找借口多噜嗦，你到底来不来？” 　　我只得说：“不来。” 　　他立刻摔了电话。 　　你瞧，还怪我。 　　这种电话，不听也罢，并不是酸葡萄。 　　空的时候顶多同女友去吃杯茶，也不能常去，因没有太多的消息要交换，大部份的时间还得靠自己打发。 　　幸亏我是电视迷，而本市的电视节目那么精彩，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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