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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终于,一个工程师问了一个微波方面的问题。我张嘴翻译,但是“微波”这个词说成了“wave”。老外知道我外语的斤两,所以很客气地问我什么波?

  我觉得wave就是微波,微波当然不会是长波,万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wave”。

  老外开始额头冒汗,工程师以为自己说错话了,紧张地盯着我。

  我左右看看,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糊弄不住了!而且我不知道哪儿错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微波不是wave,我以为wave就是微波,连改都不知道在哪里改。

  老外又绕着圈儿地问了几遍,后来干脆自顾自地说话,无意中在他描述信号传播的过程时,我听到“microwave”这个词,灵光一现,症结找到了。

  我装腔作势地听完,又翻译成中文。因为答非所问,工程师又怕说错话,没有追问问题。但是我自己对老外说,刚才我的同事问的问题是……又重复了一遍,词也改正过来了,最后,聊致歉意。老外如释重负,还跟我说没关系。想来也知道我是菜鸟,他们并没有初见时的谨慎和恭敬了。

  问题很简单,有问有答地解释清楚就好。

  同事听我一人在台上跟老外嘚啵嘚半天,最后老外把问题回答出来,知道我这里可能出了点儿故障。好在他们无人追究,似乎比我还想早点儿结束这场交流。

  活动结束后,老外吃得脑满肠肥打道回府。何春菊总结经验把我叫进办公室,先大大表扬了一番,说我很擅长交流,最后又状若无事地说:“以后还要加强学习,专业词汇要多学,用的时候再学就晚了。”

  她那里只言片语,我这里听得浑身冒汗,就差点头哈腰了。

  第一次做翻译的得意,就在这种惊险和打击中悄然泯灭,让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忆,即使回到学校,也不敢向同学夸耀。

  当翻译只当了一天,但是何春菊为了让我加强学习,丢给我很多资料,让我翻译成英文。王清说她推卸责任,我只当学习了,没有理会。

  在这期间,张秀秀搬走了。

  我们挪到一个小房间,只能容下两个人。

  王清说:“唉,我觉得秀秀走晚了。她跟我们走得太近,而且她那性子太急太直,跟小楚的人不对盘。”

  “王清,你怎么什么都懂呢?”我抱着资料一边看东西,一边吃花生,还能腾出嘴来问问题,真是服了自己。

  “我就是这种人啊!”她很得意地笑着,“你呀,是做女强人的,我呢,就是培养你这种女强人的!”她很得意地说着。

  许多年以后,我们再见,她的眉宇间已经没了当初令我惊羡的得意和骄傲。彼时,我们在各自的单位工作,衣冠楚楚,言辞有礼,却再也没了那时的亲密无间。

  我很怀念。

  谢亦清偶尔会打电话问候一声,但是很明显他非常非常忙。有一次,他半夜十一点打我手机,兴奋地说自己挣到大钱了!

  我那时还在公司看小说,顺便翻译资料。王清已经回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她要出差,早上七点的飞机。我暗自庆幸没有吵到人家,那边谢亦清已经不管不顾地说自己如何拿到一笔巨额的小费,或者说是提成。

  那时候四位数对我来说都是了不起的大钱,如果在五位数往上的,基本上就是巨款了。可是他已经挣到五位数,我自然吃惊得合不拢嘴。

  “孟露,等我攒够了钱,我们一起开家贸易公司,做国际贸易!导游这个行业不能久做,我觉得还是国际贸易比较好。”他旧话重提,我只好打着哈哈安抚一下。

  打着朋友的旗号就能胡来吗?男女始终有别。我苦笑一下,对这份暧昧似乎有些不耐烦了。也许在这类博弈中,主动的一方都会显得被动吧?

  “孟露,你能……出来一下吗?我很兴奋,在后海蓝莲花,我等你。”谢亦清突然下了邀请,然后很突兀地挂了电话。

  去,还是不去?

  这是个问题。

  而且,这是我第二次面对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人,同样的问题,第二次。

  但是对于我,同样不成问题。

  我拿起新买的米色风衣,踩着已经习惯的高跟鞋,毫不犹豫地走出办公室。我坚信,就算是一个普通朋友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也会答应的,理由很简单:我看电脑看得快吐了,除了睡觉也许还有别的排解方法。

  时近午夜,后海依然人声鼎沸,甚至有愈来愈high的趋势。红男绿女们相互携着勾搭着、搂抱着,在人潮中形成独特的一股洋流。

  蓝莲花是一家酒吧,里面有固定的乐队演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物,似乎很受欢迎,但是嘈杂得很。我还没有脱离办公室安静的氛围,在里面转了一圈走出来。

  掏出手机准备问问谢亦清在哪里,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谢亦清笑嘻嘻地看着我,指着临水的一个座位说:“那里,我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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