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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巴赫先生

  我学了八年的大提琴,我爱上它的时候已经太晚。

  “亨德尔和巴赫是同一时期的杰出音乐家,常常被放到一起比较。抛开音乐成就不谈,亨德尔开朗健谈,热爱交友,人脉关系广泛;巴赫则不善社交,严肃内敛得多。然而,亨德尔终生未婚,巴赫几任妻子,一共生了二十个孩子。”

  大学我上过一门课,叫西方音乐史,这是老师讲过的一切知识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

  巴赫居然生了二十个孩子?!

  一起选修的朋友问我,这些你都早就知道了吧?你学过八年的大提琴。我没好意思摇头。

  这是我自己主动选修的课程,却又非常抵触去听课,每一堂都是睡过去的。

  我心里隐约清楚是为什么。

  2012年末,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从柏林坐火车南下莱比锡、法兰克福、慕尼黑,然后离开德国去奥地利过新年,在那里乘飞机去了法国。有欧洲旅行经验的好朋友劝过我,原属东德的城市都比较严肃冷清,一个人去更冷清,不如把时间匀给慕尼黑或者巴黎,莱比锡就不要去了。

  我说不行啊,不去柏林也要去莱比锡的,必须去的。

  “必须”这两个字,七扭八歪地镌刻在一切有关大提琴的记忆上。我迫使自己去上不想上的课,绕道不感兴趣的城市,仿佛这是我和它保持联结的唯一方式。

  我住在Kurt-Schumacher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以德国政治家库尔特·舒马赫命名的街道。酒店距离中央车站很近,可以步行,只不过德国的街道基本都是面包石方砖铺成的,我跟着行李箱滑轮一起“咯哒咯哒咯哒”了十分钟,脑子都绞成了蛋糊。

  还好莱比锡很小,有名的教堂和博物馆几乎都沿着同一条主街道分布,从酒店散步去巴赫博物馆,只需要十五分钟。

  博物馆是座敦厚庄重的二层小楼,16世纪末的巴洛克建筑,有非常好看的鹅黄色外墙面,它的对面就是巴赫工作过近三十年的托马斯教堂。从一扇不大的门进去,左侧是售票的窗口,很像我们大学教务处的传达室,走廊右侧便通向博物馆。

  出乎意料地小。馆内只有四五个联通的展厅,没有主灯,每个玻璃展柜旁都有暖橙色的小地灯或射灯,每个房间各有主题,我在讲他家庭的那个房间停留得最久,因为记得他有二十个孩子。

  后来就站在一个陈设提琴的玻璃柜子前发呆。里面没有现代的大提琴。

  博物馆里一直都只有我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比我来得早,比我看得认真。

  可能因为我站得实在太久了,她走了过来,用口音非常重的英文问我是不是musician(音乐家)。这一次我非常诚实地摇了头。

  我告诉她,我学过八年的大提琴。我学会Cello这个词比apple还早。

  她惊讶而赞许地瞪大眼,蓝色的瞳仁很天真。

  “Till now?”

  怎么可能呢。我最后一次练琴是十三岁。

  最后一次琴课,我走出市歌剧院的大门,爸爸叹口气说,这么好的琴,可惜了。

  “不可惜啊,”我开心得不行,“劈了烧柴啊。”

  ***

  我妈妈开美容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文眉的女士,带着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彬彬有礼的儿子。她说,孩子的气质要从小培养,我儿子是学古典乐的,大提琴,知道吧?不要去学二胡,凄凄惨惨的,也不要学古筝啊小提琴钢琴的,学的人太多了,竞争激烈,就学大提琴吧,我认识一个很好的老师。

  “而且,现在考高中考大学的,乐器都有加分的,一加加几十分;就算孩子实在不是读书的料,也有一条后路,可以去读艺校,出来接着教学生。”

  从修养情操到经济仕途,未来二十年都让这位女士规划完毕了。我五岁,正是热爱翻跟头和玩泥巴的年纪,那个彬彬有礼的大提琴男孩让我妈妈心生向往。

  隔了几天我就被妈妈带着去见了李老师。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像圆润版本的赵明明。我上小学那年电视剧《过把瘾》红遍大江南北,李老师就有一头江珊那样浓密的及肩卷发,她问我会不会唱歌。

  这都是来的路上我妈嘱咐过的。我点头,开始唱《小燕子》,唱到一半忘词了,连忙说,我再唱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吧。李老师说不用了,我就急了,央求她,让我唱吧。

  我怕她不收我做学生。

  其实唱第一句她就可以判断出孩子是否五音不全、节奏感如何,但她还是让我重唱了,笑吟吟地听着。

  我在她的房间里看到了漂亮的大提琴。人类对于美的感情是共通的,它来自三四百年前的欧洲,但我觉得它美,美得无法形容,比我平时围在身上的纱巾拿在手里的木剑都要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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