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11)_孙睿

一一

　　马哲老师20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毕业那年，因为“物质决定意识”这条观点与老师争执得不可开交。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也可以作用于物质，老师说那是唯心主义。他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老师让他举出一例，他便掏出一把菜刀，老师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您别害怕，我只是证明给您看，于是就剁下自己右手的食指，鲜血流淌在老师的办公桌上。老师急忙给校医院打电话，叫他们赶快过来救人。他平静地对老师说，您已经看到了，我不想要这根手指，所以剁下了它，这就是意识决定物质。老师被他吓疯了。

　　在他被抬上担架的那一刹那，他对老师说，还是您说得对，这根手指的失去使我万分疼痛，物质决定意识。所以，现在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总是一边说：“我给同学们举一个例子”，一边举起没有食指的右手，伸出中指（代表一个例子）面向大家，好像要操谁妈似的。

　　画法几何课被安排在下午，老师经常是刚吃完午饭便端着饭盆走进教室。此课在大教室上，为了让全体同学能够听到讲课内容，老师找来麦克风和音箱。一次刚刚上课不久，老师突然打了一个饱嗝，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到教室的每个角落，同学们听到这个声音后，不由自主地捂住鼻子，佟小娅从书包中掏出一瓶昂贵的香水，在自己的周围喷洒了许多。

　　第一学期的课程就在这种情况下结束，当我翻开书本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期末考试迫在眉睫。

　　13

　　我在小姑娘对初潮般的恐惧中迎来如期而至的期末考试，我没有买卫生巾、洗内裤，而是慌乱中放下吉他，背起书包直奔教室。

　　在去教室的路上，杨阳问我：“你打算先学什么？”

　　“先学高数吧，后天就考了。”

　　“高数是谁教的？”杨阳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居然不知道谁是老师。

　　“好像是一个小老头。”被杨阳突然一问，我也犹豫起来。

　　“噢，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鸡巴出来了的老头。”杨阳有点兴奋。

　　“对，就是他。”我忧心忡忡，没有杨阳似的快乐。

　　我们转遍整座教学楼，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上自习的地方。齐思新和佟小娅正坐在一间教室的角落里腻腻歪歪，桌子上摊开一堆吃的，脚下放一个巨大的暖壶，也不知道他俩是来学习还是度蜜月。张超凡等人也占据了某间教室的一角，趴在桌上兢兢业业，孜孜不倦。

　　我对杨阳说：“连个座儿也没有，回去吧！”

　　杨阳说：“先别走，你跟我来。”

　　我跟在杨阳的后面，不知道他如何找到座位。

　　杨阳趴在一间教室的门口观察一番后把书包扔给我，说：“帮我拿着，他们一会儿就给咱们让座位。”然后便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本教室晚8∶00有班会，谢谢合作。”

　　教室内学生纷纷看表，嘴里一边小声嘀咕着骂杨阳的话，一边收拾书包，片刻后，教室里已空无一人。

　　杨阳得意地说：“牛逼吧！”

　　我说：“一会儿人家回来非得打你丫的。”

　　尽管有了学习的地方，我们却没有了学习的状态，在坐下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杨阳抽了四根烟，我去了三趟厕所，后来我们好不容易看了几眼书，却被楼道里的吵闹声弄得没了心情。

　　外面一堆人在议论着高数，有人说这次考试出题偏难，有人说无外乎就书本上那些东西，还有人说不考了，去办个缓考。杨阳听到后面这句话后茅塞顿开，决定放弃高数考试，去办缓考。

　　杨阳问我：“你还考吗？”

　　我说：“甭管怎么着，我都想试试。”

　　“好吧，那我先回宿舍了。”杨阳收拾好书包，步履轻盈地走出教室。

　　办理缓考是需要证明的，可以是校医院开出的病假条或家里的事假条，教学科的老师只有看到白纸黑字的证明，才会给学生办理缓考。

　　杨阳现在的身体状况异常优秀，医院不可能给一个健康人开出病假条，杨阳问我怎么办，我说：“让你妈给老师打个电话，说家里有急事，不能参加考试。”

　　杨阳说：“我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不去考试。”

　　“那你就跟老师说你姥爷病了，需要你照顾。”

　　杨阳突然拍着自己的大腿说：“反正我姥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我就说我姥爷昨天刚刚去世，我要去参加葬礼。”

　　“这儿招行，老师也是有感情的”

　　不知道杨阳从哪里弄来一个黑纱，套在胳膊上，问我：“怎么样？”

　　“挺好，就是你还不够悲伤。”

　　杨阳又用凉水洗过脸，没用毛巾擦，而是等着风干，然后照着镜子将整齐的头发胡撸了一把，悲痛欲绝地出门了。

　　14

　　我躺在床上继续看着高数书，杨阳满心欢喜地走进来。一看便知，他成功地办下了缓考。

　　“办了？”我问。

　　“办了。”杨阳坐在床上点了根烟，将事情的全过程向我娓娓道来：“我刚出宿舍楼，眼睛里就进了沙子，揉了半天，沙子没出来，倒是把眼睛揉红了。我进了老师的办公室，一个女老师见我戴着黑纱，眼睛红肿，就语气平缓地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有哭但还是泣不成声地告诉她，我姥爷去世了，他生前最疼爱的人就是我，甚至超过了我姥姥，所以我明天要去给他老人家送葬，不能参加考试了。这个女老师也是性情中人，她劝告我节哀顺变，不要过于悲哀。我感谢了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老师说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分子，出了这种事情，谁的心里都不好受，然后拿起教学科的印章，在我的缓考证明上深深地盖下去。接过证明，我几乎是夺门而出，女老师冲我喊道：‘同学想开点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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