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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这有封官许愿的意思了。我当然听得出来。我今年五十五岁,可是参加革命已经四十年了。十五岁参军入党,解放初也曾经是东北少数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之一。可是,在高、饶出了问题的时候,被“扫了一翅膀”,从此就走了下坡路了。要不,我何至于在奚流这种人之下呢?他那几下子我还不清楚?他所以把我调到C城大学,并且始终“用”我,就因为我可以替他干他不会干的事,又不敢超过他,我头上有辫子呀!现在他向我封官了!可是,眼下这种局势,奚流本人的位置是不是保得住都难说。如果思想解放运动还要继续向前发展,就是不撤奚流的职,他的交椅也坐不下去了。刘姥姥进大观园,门也不摸,路也不摸。还能当领导?所以,指望奚流提拔,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保险系数。然而,只要他在职一天,你就得服从他。不然的话,提拔不成,小鞋倒穿上了。这一进一出,吃亏就大了。

  “老游,不要有顾虑。出了问题有我嘛!”奚流见我不说话,这样给我打气。他哪里知道,我这个人气孔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每一个领导人对下级都会这么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可是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去找找他看!要么他们溜得比你还快;要么他们自己也倒了霉,要负责也负不起了。我对付这些领导的办法,一律是“反戈一击”。要溜的,叫他溜不掉,害人不成反害己。倒了霉的,也不在乎我的一点二点的揭发了,我也不算害他。“斗私批修”的时候,我把这个思想亮了出来,狠狠地批判了一顿,学校工宣队都表扬了我。可是,我还是这样:随时准备反戈一击。不这样我怎么保存自己呢?

  “我没有什么顾虑。奚流同志,我写好拿来给你看吧!”我爽快地回答说。要么不干,干就要爽爽快快,叫他心里舒服。反正,我把每一次与他的谈话都记了下来,随时准备追究责任。

  这样,我就不能不写“我不同意”了。

  不论怎么讲,将来追查起责任来,这份材料要与我算账的。是奚流叫你写的?不错,他应负责。可是这材料里的观点也全是奚流的吗?这是说不通的。因此,这份材料必须仔细琢磨。

  应该换个题目,这个题目的倾向性太明显。撕去,重写——《关于何荆夫和他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平和得多了。

  “哎哟!你是在干什么?到现在饭也没烧吗?”妻子回来了。这个炸头炮!仗着她比我小了十几岁,天天爬到我头上。她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并不忙。可是每天中午却叫我淘米烧饭。今天我就不理她。写下去——

  “一、关于本书的修正主义观点”。

  不行,逻辑不顺。题目上何荆夫放在前面,我应该先写何荆夫才对。划掉。再写:“一、关于何荆夫”。

  关于何荆夫,我能讲些什么呢?过去我不认识他,现在也只知道他的名字。陈玉立讲的那些能算数?我叫她给我写个纸条作参考她都不肯。可是她却在各种各样能够说话的场合去说何荆夫的坏话,而且必定捎带上孙悦。我简直不明白,是何荆夫得罪了她,还是孙悦得罪了她?不管她,我还是写上“据反映”。将来要问:据谁的反映?我就说,据陈玉立的反映。她那天在党委会上讲的我也作了记录。又不是我一个人听到的。

  “你听到没有?烧饭!我弄菜来不及。”随着声音,我的耳朵被两个指头钳住。她常常这样,不管有人没人。撒娇的时候要钳我的耳朵,生气的时候,也要钳我的耳朵。真没办法!

  我对她笑笑:“你看,忙着呢!今天你就能者多劳吧。下不为例。”

  她低头看看我写的东西,把我的耳朵钳得更紧了。又放开了炸头炮:“写这个?谁叫你写的?你不怕挨骂,我还怕挨骂呢!”

  “这是领导交的任务,不写怎么办呢?”我温和地对她说。

  “领导?哪个领导?你叫领导写去!你到图书馆阅览室去听听,教师、学生都议论纷纷。都为何荆夫打抱不平。何荆夫碍着你什么了?你去整人家的材料!”

  “哎呀,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

  她把嘴一撇:“哼!说得好听!‘四人帮’的时候,我不叫你瞎起劲,你也说是为了工作。结果怎么样?不是乖乖地跑到奚流面前去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是为名为利?我都嫌丢人!你的脑子呢?把这些都忘了?”

  耳朵已经火辣辣的了,现在脸也有点发烧。她说的是实情。“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她也天天揪我的耳朵。

  “要写,你为你儿子的事写一篇文章吧!讽刺讽刺那些压制人才的官僚主义!”

  我有三个儿子。她讲的儿子是我的前妻生的。已经是工人了。今年要报考研究生,工厂领导硬是不同意,说工作离不开。这种领导是应该狠狠地整整!我已想好了一篇杂文题目,叫《“工作需要”辨》。笔名也想好了:方汝。不能用真名,用真名要影响儿子的。

  “我写好这份材料就写文章,好吧?你知道,奚流叫我写的……”

  她不等我说完,又哇啦起来:“奚流怎么啦!思想僵化!作风不正!要是我有罢免权,早就把他给罢免了!头上只要一戴上乌纱帽,就再也去不掉了,除非当了反革命。这算什么政策?我就想不通。”

  “好了,好了。你的思想解放,意见正确,可是你不是党委书记,我不能听你的,烧饭去吧,噢!”我想把她敷衍走。

  “哼!干这事,别想我烧饭给你吃。我问你,你肩膀上扛的是脑袋还是肉瘤子?你有没有自己的思想?”

  我肩膀上扛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反正,它的任务不是生产思想的。没有思想已经够苦的了,有了思想岂不更苦?何荆夫有思想,怎么样?师生们都为他抱不平!有屁用!平与不平不是靠说话,而是靠权!有权就能平,没有权,就只能不平。谁要抱不平,就永远去“抱”吧!

  我不理她,与她说不清。我还是写,她的劲儿一会儿就过去的。题目还是不好,为什么一定先提何荆夫呢?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一些情况》不是更好吗?再撕去,重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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