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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后记


  《青春之歌》的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当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版出书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它刚刚问世时,我才四十岁出头,还算是风华正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青春之歌》刚一出世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喜爱,但鞭挞、批判却很快地汹涌而来。有名的自称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发难,说它是歌颂美化了小资产阶级,说主人公林道静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一时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报刊展开了热烈地论争。我不知道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武训传》?)还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广泛、如此连篇累牍地批判(当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拥护者)。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有无限上纲的,有据理力争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我气馁、消沉了么?没有!我沉稳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心中有底——笃信鲁迅的名言;“从喷泉中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自认为《青春之歌》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果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

  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二百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时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运如何,但我的内心依然爱它、信它,依然坚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经历了一次磨难,一次浩劫。

  我对它的感觉不是复苏,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树经受风雨后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荣的喜悦。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

  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于香山东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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