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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四


  【第四十一章 长松的一家】

  穷人最怕过四五月

  ——民谚

  一

  四圈到北大街一家金店里,请金店的伙计把那副耳环戥了戥,卖了三十多块钱。他拿着钱向吉庆里“大五条”家走来。他想,有这三十多块钱,就可以到西关车行里租一辆黄包车,城里近来拉车的生意不好,可以到外县去拉远路客人,反正自己有一身力气,只要不怕吃苦,一张嘴总还能顾得住。他想买一袋面扛回去,可是买了面,钱就不够租车的压金了。空着手去“大五条”家,实在也不好意思。想来想去,这三十多块钱还是不敢碰散了。他称了三斤杂面,放在帽子里拿着。他想,只要今天能吃两顿饭,明天就去租车,等拉车赚了钱,再来补“大五条”的情。

  他捧着面条走进吉庆里,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在他前边走着。一会儿伸着头看看这家妓院的院子,一会儿斜着眼瞅瞅那家妓院的门。四圈看他身上穿得破衣褴褛,一双鞋子露着脚后跟,心里想:“这个孩子也作精!穿的衣服和鸡子啄过的一样,还想来这种地方浮一浮?八成是个小偷。有些下等窑姐们,专门收拾这些小偷们的钱。”

  那个小伙子走到一家叫作“四喜书寓”的门前站住了。他探着头向里边看了看,却不敢走进去。他犹豫着转过身来,靠着门口边的墙蹲了下来,四圈这时才看清他的脸,高颧骨厚嘴唇。这不是长松家的大孩子小建吗?

  小建已经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因为长个子时候,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太高。但脸的轮廓还能辨识出来。四圈认出了他是小建,心里不由得一阵恼火。

  四圈和一般农村里的农民一样,他们对待街坊邻居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共同遵守着一个古训:“养儿养女望上长,”不能让他们学泼皮下流了。他想,我这半辈子,碰上了倒霉的世道,是猪是狗提不起来了。可是应该让下一辈孩子干干净净地做人。农村的故乡,农村的土地,在四圈心中还是一块“圣地”,他不允许这块“圣地”被玷污。他自己没有家室,没有儿女,在原来的农村里,他扮演的可能还是一个丑角,但他不希望邻居的下辈人也变成丑角。他们应该是正正派派的庄稼人,真正勤劳能干的农民。在四圈心中的这座“圣殿”里?存放着他对生活、对未来的一点点可怜的信心和希望。

  他看着小建踟蹰在这家妓院门口,就大声喊着:“小……小建!”

  小建站了起来,还没有等小建答应,四圈就跑过去一把抓住他大声说:“你……你……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小建说:“四圈叔,我找人!”

  四圈拉住他就走说:“你找什么人,一个吊毛孩……孩子,还……还……还想作精,你不跟……跟……跟我……我走,我用破鞋抽你!”

  小建挣着说:“四圈叔,你别拉我,我是来找俺妹妹……”

  四圈心里一惊,把手松开了。他问:“你找……找……你妹妹?你哪个妹妹?”

  小建低着头说:“就是小响。我找了半月了,才找到了这一家。”

  四圈忙问:“你妹妹怎……怎么到这儿了?”小建掉泪了。他用手背擦着眼睛说:“俺妈把她卖给人家了。”

  四圈鼻子一酸说:“不就是小响吗?她才多大……”

  小建点了点头。

  二

  原来长松在洛阳城里拉黄包车,到大旱灾那一年,他就把车子退给车行了。雇车的人渐渐稀少起来。拉车的满街都是。拉着空车转半天,遇不上一个顾客。整个农村经济破产了。本地的农民也成群结队地向城里涌来。车租涨了一倍,粮价也跟着飞涨。平常,杨杏不管再困难,自己和孩子们就是喝野菜汤,也总要想法子给他做个馍吃。后来连麸皮饼子也做不出来了。他早上喝两碗稀菜汤,拉着空车转到半晌的时候,就头昏跟花,心跳冒虚汗,两条腿像棉絮一样,再也拉不动了。

  “我还是剩口气暖暖肚子吧。”长松想着,眼泪巴巴地把车子退给了车行。前两年,他们一家子靠几张难民证,一天领几碗稀粥。一九四二年大旱灾以后,难民救济所的粥场和当地灾民赈济处合并以后,难民和灾民不分了。领粥的人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有时早上起五更去排队,排到下午还领不到手。粥也变得更稀了,几十个大杀猪锅把粥熬熟以后,几十个人挑着一担一担的冷水往锅里兑,有时一瓢粥里,很难找到几颗米粒。

  小建和小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车站几家大饭店的后门抢泔水喝。这些饭店刷碗洗碟子的泔水只要一挑出来,这些孩子们便蜂拥而上。有的用手抢捞着里边的馍块,残鱼剩菜。有时把泔水桶挤倒了,孩子们便趴在地上,喝着那些飘着红色油花的泔水。

  小建和小强在这些地方已经混熟了。过去“推坡”时认识的朋友“蚂蚁头”,有时还能帮他们一点小忙。“蚂蚁头”早已成了这一带的“惯偷”。他常常劝导着小建和小强“和他合伙干”,并保证说,“他们照样能吃香的,喝辣的。”小建和小强当然不干。因为,他们知道长松最反对这种“下三烂”的行径。长松常说:“庄稼人种地是根本。人穷志不能穷,就是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下流勾当。”“蚂蚁头”很仗义,有时也给他们几个零钱,拿来几个馍。可如今,“蚂蚁头”一年多不见了,据说他也没有混下去,因为他让警察盯上了。为了摆脱警察,他自己“卖壮丁”走了。

  秀兰和玉兰两个闺女渐渐长大了。因为是女孩子,她们无法去街上抢这些泔水。少女们的饥饿是更为可怜的。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是最下层的。长松有时候提回来一罐稀粥,小建和小强有时提回来一桶油花花的泔水,她们就放些树叶子和野菜煮了煮。先给爹盛一碗,他是一家之主;然后再给两个弟弟盛,因为他们是男孩子;然后给妹妹盛,因为她最小,还不懂事;最后轮到她们时,锅里只剩了一点点。姐姐看了看妹妹,把碗推给妹妹说,“妹妹!你……你喝吧!”妹妹看了看姐姐,把碗推给了姐姐:“姐姐!我……不饿,你喝吧!”两个人推让着,铁锅刮了又刮,铲了又铲,每人分半碗野菜汤喝。靠着这半碗野菜汤,姐妹俩度过漫长的一天。

  小响长到七八岁,也渐渐地懂事了。她看着两个姐姐忍饥挨饿的样子,看着大人们菜黄色的脸,她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不敢喊一声“饿”字了。

  爱爱喜欢小响,有时逗着她说:“叫姑!”小响叫了声:“姑姑!”爱爱就把一块馍塞到她手里。有时吃面条,爱爱就把她叫到跟前,用小碗盛一碗让她吃。小响吃惯了,每逢吃饭时候,只要爱爱在家,就故意找个借口往爱爱家跑。

  长松发现了这件事,心里老大不高兴。可是他又痛苦地说不出嘴来。因为小孩子实在太饿了。这一年多来,长松和老清婶也渐渐地疏远了。长松是个庄稼人。他跟很多农民一样,认为说书唱戏这些行业,是“下九流”的行当,不是正经人家干的事情。城里人是“笑贫不笑娼”,乡下人却是“笑娼不笑贫”。爱爱开始去学说书,他就有些看不惯。可是他也看到,一个老婆子领着两个孤女,日子确实难过,爱爱去学说书,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就原谅了。

  但是自从关相云和爱爱认识以后,每天大包小包往爱爱家送吃送喝,爱爱也渐渐穿上旗袍,擦点头油,抹点胭脂,长松就开始对她们撇嘴了。关相云来得越勤,长松就越撇嘴。后来,除了一个关相云,又来了个彦生,长松的眉头越皱越紧了。常在背后跟杨杏数落着:“这叫啥哩?来了个姓关的处长,又来了个照相馆的小白脸……”爱爱越唱越出名,越打扮越漂亮,就连老清婶都戴上了豆芽式金耳环,长松开始对这家人产生了一股厌恶的心理:“呸!老清叔在乡里受憋,你们倒在城里摆阔,还戴那阔太太的耳环……好意思吗?”

  海长松很少去老清婶家串门了。见到爱爱也只当没见到,扭头就走,碰上了老清婶也不喊“婶子”了,只是哼哼哈哈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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