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41)_李国文

四一

　　心地和善的老林哥马上过去给王惠平解脱窘境，拉走爱管闲事，言语赛过快刀利剪的老婆：“算啦算啦！倒好像你吃过海参席似的，我问问你，海参啥样子？”

　　“你知道？”老林嫂反唇相讥。

　　“我当然知道，海参和花生一样，是在海里长的花生。”老林哥很自负地说。然后，悄悄地往那三个兜的学生装口袋里，塞进两块米饭锅巴。那时，这只是重伤员才能偶尔享受的优厚待遇，大概越是艰难困苦，人们的同情心也越强。

　　于而龙想起王惠平，当年围着老林哥转，甚至在战斗中，也寸步不离，都成了笑柄。现在，侃侃而谈的语言、坦然自若的神态、不亢不卑的气派，使旧日的支队长觉得，此人胸有城府，已经过分成熟了。难怪如他所说，十年来是在领导岗位上“赖着”——一个用得多么古怪的字眼，“赖着”，可也得有点子本领啊！别人有上有下，有起有落，而他只不过是有时分工多些，有时分工少些。现在大概管工交，他说：“我真希望步支队长的后尘，具体抓一两个工厂，搞些实际工作……”

　　于而龙挺有耐心地听着，数十年的领导生涯，使他练就出一种本领，一面环视着堂屋里的陈设，一面盘算着副书记，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战斗，到底要亮出一张什么底牌？

　　担当多年领导职务，日久天长，形成一种习惯，只要对方一张嘴，必须立刻判明来者的意图，而且马上准备好答案。

　　但是于而龙这一回失灵了，像他那纬宇叔一样，不可捉摸的因素太多了，因此在心里叹息：或许是老了；或许是久不在台上，此道生疏了，于是偏过脸盯看着东壁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不再思索那副书记费解的问题。大概昨晚来到，屋里灯光暗淡，不暇细看。现在，他才发现原来是于莲的作品，很可能是那年回石湖时画好留下的。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是那位抚养过她的干妈，正吃力地拎着一桶水，从湖岸走回来。因为是逆光，那脸部表情现出沉重艰难的模样，但背景是异常明亮的，碧绿的垂柳，和从柳枝缝隙里露出的烟波水光，非常耀眼。他女儿可能受了西班牙画家戈雅和俄罗斯圣像画的影响，色彩浓艳，对比度显得那样强烈。在满屋土色土香的家具和农具中间，这幅油画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他望了望端坐着的一家之主，又比比画中十多年以前的她，老了，确确实实老了。

　　她对县太爷的叨叨，根本没往耳朵里去，或许，人的本能，对弹得过多的老调子，耳神经有种抗拒的自卫力量，所以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置若罔闻的样子。

　　王惠平话锋一转：“这十年，我们一直为你担心，还记得老嫂子去找过我几趟呢！闹了好几场，说我们应该站出来讲话。那是自然，到要让讲话的时候，我是决不会缩着脖子的。老嫂子该还记得吧？我说过的吧？算不得什么预言了，支队长是决不能趴下的。怎么样？应验了吧！！老嫂子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何尝不急，可那时，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甭提那些了。”他把酒盅递给于而龙，碰了一下：“为你的健康，干杯！支队长，别人不了解你，我们跟你在石湖滚爬过多年的同志，还摸不透？你可不是泥捏纸糊的，像黑斑鸠岛那样的难关都闯了过来，什么样的风浪，你顶不住？我们是又不放心又放心啊！”

　　于而龙一听到黑斑鸠岛，那阴森的情景立刻在眼前展现出来，顿时，本来明亮的堂屋暗了许多。也许一块浮云正好遮住太阳，天窗刹那间黑了。

　　“……怎么能不讲呢？老嫂子还嫌我讲得不够，天哪，我就差大喊大叫，事关我们石湖支队，事关我们县的革命斗争历史，我怎么能不去保卫我们的光荣。老嫂子怕直到今天，还对我有怨言吧？”

　　水生赶快替他母亲回答：“没，没。”

　　“是的，斗争得讲究策略，大喊大叫要看时机。”

　　于而龙注意老林嫂对王惠平的这番表白，竟没有一点表情，似乎在端详一个陌生的人，讲着和自己无关的事情那样呆着。他直到现在才听说，她竟然为了他，去找过县委，要他站出来讲话，这种关心比那罐糟鳗鲡更使他激动，他和老林嫂无亲无故，只是多年的革命情谊罢了，而她还去县衙门闹过几场。“老嫂子……”他望着油画上那副吃力拎水的样子，想着：是的，她揽下了多么沉重的担子，可是话说回来，我又为你做了些什么呢？

　　“……从石湖县看，掰着指头数，老同志剩下有限的几位，要论资排辈的话，开辟工作到打下江山，恐怕就数支队长和——”

　　于而龙深感自己不配开拓者的荣誉，马上纠正：“要说早，还是牺牲在县城西门的赵亮政委，他是党最早从南方根据地派来的。也是最早成立的县委负责人。那时石湖、滨海两县通共十几个党员，应该说都是他播下的革命火种。”

　　“那是自然，我的意思是本乡本土，最早起来闹革命的，也就是支队长，还有纬宇叔，是硕果仅存的了。支队长是揭竿而起，纬宇叔从北平带回‘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对于王惠平似是而非，驴唇不对马嘴的议论，才知道篡改历史已成为一些人的癖病，使他觉得可笑而又愤慨；幸而如今他落魄了，已经锻炼得心平气和，不那么爱生波澜。早个十年，他真会拍案而起，使伪造历史者下不了台。但尽管如此涵养，那种使得他嫉妒和愤激的情绪，又像三十年前，把他紧紧控制了。他弄不懂，同时又禁不住奇怪、诧异为什么当时支队里有些年轻人，很快被王纬宇征服，像行星似的围绕着他转？石湖湖滨就有一种红的或者黑的蜻蜓，在湖岸边上飞翔，逗引着顽童去捕捉它，而不小心失足跌进湖荡里溺死；于而龙认为王纬宇该是鬼蜻蜓之类的法师。记得眼前坐着的县太爷，来支队没过几天，就再也不提是芦花动员他来抗日，是芦花护送他过的封锁线；而跟王纬宇联了宗，排了个转折亲，东拐西拐，认了一个叔，亲亲热热地一直叫到了今天。

　　岂止在石湖支队，王纬宇来厂以后，他也照样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最明显的，就是那一口一声“王老”的高歌了。

　　啊！高歌，就是那颗突然在地平线上亮起，而且是一颗上升的闪亮明星；就是被王纬宇捧为革命小将的，红得发紫的人物；就是最早围着“王老”转的一颗小行星，蓦地里，像天马座那颗超新星爆裂似的，甚至王纬宇这颗恒星也可以沾上一点光了。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忸怩的中学生，是怎样尴尬地闪在他父亲的身后，垂着眼皮，出现在他面前。那时，高歌显然被厂长办公室的声势和气派，以及进来出去请示报告的人员，那种规矩小心的态度给震慑住了。

　　高师傅是给于而龙开了多年小车的老司机，在办理完退休手续以后，照例，也是厂矿企业里一种传统，送他儿子进厂工作，接他的班，当世袭工人。

　　“厂长（其实于而龙早就是党委书记兼厂长了）！我把我那小子领来了，让你瞅瞅。”

　　“好啊！让我来过过目，是不是一匹好马驹？”于而龙离开了那至少有三平方米大的写字台——他弄不懂“专家”别尔乌津要这大写字台干什么？为他，厂里至今还有一间谁也打不来的弹子房，唉，黔之驴啊！——绕着走来向他们父子俩开玩笑地打招呼：

　　“挺不错的小伙子吗！怎么，会打篮球吗？”

　　高歌摇摇头。

　　“他就喜欢吹拉弹唱，没个正经出息。”

　　“好啊！厂里有个文艺宣传队，正缺人。这么说，你会唱两嗓子了。”

　　“是的是的，嫌原来名字俗气，自己跑到派出所改了，叫什么高歌。嘿，难听死了，一点都不顺口。”

　　“很不错嘛，高歌猛进。”

　　高歌不那么胆怯了，传闻中十分威严厉害的于而龙，连王爷坟石人石马都躲着他的厂长，倒并不那么可怕。相反，态度和蔼，言谈亲切，因此不再拘束和紧张，而是感到他父亲未免太过于谦恭地恳求，大有损于年轻人的体面和自尊。高师傅嗫嚅地说：“厂长，看我多年的面，把他收留下来吧，学什么手艺都可以，有碗饭吃就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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