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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日本之游


  我初次到日本,约在辛亥以后,民国之初,何年何月,早已不记得了。这时的发源,乃在日本一个通讯社,是一位日本人波多博所创办的,名曰“东方通讯社”,波多博原来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多年,能说上海话。后来又到北京的“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前清时代在北京所设立的华文报)任事有年,所以也能说北京话。并且他对于中国南北两方面的风土人情,揣摩极熟,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便设立了这个东方通讯社。

  本来上海的外国通讯社,早已有的了,最早的自然是英国路透社,传说,在一八七二年,已经从伦敦到上海来设分社了。

  他们设立的初意,原是要搜罗中国的情报,寄给总社,由总社再分发到本国和各国。当初在上海只发给西文报,不发给华文报,如果华文报要登载外国消息,只能到西文报上去转译过来。后来也发给华文报了,却取资甚贵,照英镑计算。但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国际新闻是很少感到兴味的。虽然继之而起的各国通讯社多起来了,如美国的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德国、俄国也都有了通讯社,而一般读报人对之还是冷淡。只有那个东方通讯社,日文既容易看得懂(当时的新闻记者,大多数是不识西文的),后来索性翻译了送华文报馆了。而且东方通讯社在北京、广州、汉口、辽宁都有分社,消息灵通,各报都乐用了它。

  波多博与神州日报的余大雄很友善(按,神州日报是好出身,最初是于右任等所创,后经火刦,屡易其主,到了余大雄手中,只销数百份,还靠三日刊的“晶报”支持,至“晶报”独立后,神州日报便关门大吉了),余大雄是日本老留学生,日本话说得很为流利。他在日本进的什么学校,我似未有详细问过他,不过他说和黄远庸同学过的。那时候,去日本的留学生,实在太多了,有的到日本去,不曾进学校,就这么逛了两三年,对于日本的社会状态,却是很为熟悉,像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便是这样。余大雄和波多博认识,还是在东方通讯社开办以后呢。(东方通讯社后归日本政府官办,波多博又办了个日丈“上海日报”,自任社长,此是后话。)

  有一天,余大雄特地到时报馆来访我,说,日本愿意招待上海各报馆记者到日本访问游历一下,但不是日本政府的招待,而是日本的各新闻社所招待,那只是一种私人社交,一种游宴性质,别无政治关系的。这是由波多博与他向各报馆分头接洽的,每报馆派一人。他问我:“你老兄高兴去吧?”我笑说:“我不是自由身体呀!要问我的馆主人。”大雄便说:“如此请你一问楚青先生,最好是你去,因你与波多亦认识呢。”我商之楚青,楚青道:“谁去呢?”他窥知我有欲去之意,便说:“你如果高兴去,你就去吧,发稿有倚虹,夜里我叫南士来看大样好了。”

  我想:我有许多朋友和同学,都去过日本,而我却至今仍未曾去过,不禁心向往之,于是我就答应了,算是代表了时报。

  这时上海各报所派的人,我还有些记得,申报馆是张竹平;新闻报馆是他们营业部里的一位老先生,我已忘却他的姓名了;时事新报馆是冯心支,他是苏州人,是我吴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先生的孙子;神州日报当然是余大雄;中华新报是张岳军(群),他也曾留学过日本,当时还是一位新闻记者,尚未身入政界咧;新申报馆是沈泊尘,是一位漫画家,沈能毅的老兄;民国日报馆所派何人,现已想不起,或者是未有派人。此外除波多博陪了同去外,还有两位他们通讯社记者是日本先生,也陪了同往,照料一切,所有舟车旅费,都由日方所担任,那时还没有飞机,从上海乘轮船到长崎登岸,恐不过两天路程吧?

  时隔五十多年了,我在记忆上,早已模糊一片。我们当时所到的地方,由长崎而,东京、西京、以及大阪,这个商业区,还有许多风景名胜的好地方,有如走马看花,过而不留。到今日如果有人问我:游踪所至,可资描述否?则早已瞠目不知所对了。而况这数十年间,日本经过了一次大地震,又不自度德量力,钲入第二世界大战中,第一个尝到了原子炸弹的味道,把这个岛国好像翻了一个身,已经从新妆点起来的了。我现在只好了无头绪,杂乱无章的,想到那里,就零星琐屑的写一点出来。

  船到长崎,便有许多人在岸上迎接,我们一上岸,即蠭拥而来,深深地向你一鞠躬(鞠躬也有规则,须两手按在膝上),口中念念有词,便取出一张似云片糕一般的名片,塞在你手里后,又顾而之他。但这个方去,那个又来,也和前人一样,似是刻版文章。我手中握了一大把名片,也无暇观看,究竟也不知那是谁的名片,而我又措手不及,无从回他一张名片,茫然若失。好在他们自鞠躬送名片后,即飘然远去,不知所踪了(按,后来到别一个都市,到火车站来迎接的,也是如此)。我看了他们的名片,当然都是各报的外勤记者,也有商业界各大公司(株式社会)的人,以迎送宾客为职业的。

  那天长崎地方人士,在一个唤做徂诹山(这个山名,我或记错,我国是有个徂徕山的,但我记得是有个诹字的)地方,开了一全会。这个会很为别致,算是欢迎会,又不像园游会,仅是一片旷场,周围却罗列了各种的小摊头,有饼糕(日语称“果子”),有熟食、有廉价的小品玩意儿。来宾如喜欢这些品物,尽吃尽拿,不须付钱。这个会是什么名称,我可不记得,询诸东游诸友辈,亦未能举其名也。

  这时便有许多花枝招展的艺妓列席。任招待之职。日本凡有宴会,必召艺妓,每有大宴会,甚至满室尽是裙钗,跌坐于来寅身旁,侑觞劝酒,似乎非有艺妓,举座为之不欢者。那一天的欢迎会,亦有艺妓十余人,并摄一巨型照片,前排坐着我们一班东游者,而在足畔则各趺坐一艺妓。张岳军膝畔趺坐的一艺妓甚美丽,及其后来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的晶报,乃单独剪取此摄影上岳军先生与艺妓的照片登在报上。张市长见之亦不忤,但笑曰:“这又是余大雄开人家玩笑的故技耳。”

  到东京,又是宴会无虚夕,有时还分昼夜两次,粉白脂红,艺妓满堂。原来每一大餐馆,每一大酒家,都有他们的基本艺妓,如果今日有宴会,应需多少人,一呼而至,群妍毕集。即如上海的“月廼家”,“花之间”这些料理店,也都是这样,我曾数度与宴,故并不陌生。日本的宴会必招艺妓,与上海的吃花酒不同,这是招她们来侍应宾客的,是共同的而非单独的,是公诸同好而非据为私有的。只是她们载歌载舞,而我们却莫名其妙,在座的有拍手赞美,我们也只好盲从而已。此辈艺妓,酒量颇宏,譬如她来敬酒,请你乾杯,你亦必洗杯回敬她,她也一吸而尽,如果量窄,客未醉而她先醉,岂非要失礼呢?

  凡是日本式的宴会,都是席地而坐,这是我们最不习惯的。照他们的坐法,便是双膝着地,脚底向天,屁股压在小腿上,我们这样的坐半小时,简直要不能起立,我们只能照我们的席地坐法。若是在上海的那些料理店,他们对于中国人,备有一种小兀子,以供年老、或肥胖、与实在不能席地坐的人,此间大宴会是没有此例的。每人前面设一几,所进的餐是各客的,餐具颇多漆器、或碗或碟,形式不一。

  日本所著名的生鱼,中国人往往不食,或厌其有腥味,或谓其不卫生,我却觉其颇腴美,生鱼有两种,一红一白,红的艳如玫瑰,白的皎若玉雪,日本人视之为珍品云。

  但是如果以西餐饷客,则艺妓均不列席。记得有一次,是大阪朝日新闻靖客,那全是欧化型式,就在他们报社大食堂中,这一回甚为张扬隆重,似欲炫其日本新闻事业的伟大者,周围扎以纸制的樱花,(日本纸扎花著名,颇能乱真),满室生春。所有餐具,都有该报社的徽章与名称,即小小一火柴匣也印有他报社之名。我们这一次到日本,也算是一个上海新闻记者团,但没有什么团长团员的名义,惟以余大雄能说日本话(其实张岳军也能说,但他谦抑不肯说),每宴会,必有主人一番演说,我方亦须有答谢之词,只好让余大雄去担任,也无非互相祝颂之词,万岁万岁之声,不绝于耳,高呼乾杯而已。

  这一回,我们这个记者团,除余大雄、张岳军外,无人能说日本话的,真是一个“哑旅行”(日本有一小说名“哑旅行”,说一个日本人到欧洲去旅行,不懂外国语文,闹出种种笑话,我曾译此书在“小说林”出版),不但此也,到日本来,有许多交际仪式,也都有末谙的,于是先行大家解释叙述一番。尤其在宴会中,西洋人更有许多繁文缛节,吃日本菜还松动的多,我们不要有什么失态,以致遗笑邻邦。幸而那天“大阪朝日新闻”的宴客,还算过得去,但也发生一件不大愉快的事。这天“朝日新闻”的社长(已忘其姓名)、年已七十,长髯垂胸,仪表甚好,他是主席,我坐在他的斜对面,而我右首便是代表新申报的这位漫画家沈泊尘。酒半,沈忽技痒,取纸伸笔,速写那位社长的容貌。我急拽其袖,令其勿写,彼不听,以为描写很神似,且以示之邻座。社长有所觉,于是邻座的日本记者即以呈社长。社长付之一笑,说:“这是我哥哥像吗?”意谓画得他太老,其实心中很不悦,语毕,即以此像压在碟子下,这使我们很尴尬,又不能向他道歉。余大雄后来怪之,沈还得意,以为画得很像。所以社长不还他也。沈泊尘神经早有问题,不久病卒。

  有一天,我在东京一家日本旅馆里(我们所住的旅馆是日本招待所指定的,群聚在一处),因为体有不适,谢绝了他们一次宴会。但是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言语不通,很为不便,于是临时向余大雄学了一套,譬如要茶要水,要饭要菜,如何呼唤下女等等。他们去了,我觉得枯寂无聊,便实习大雄所教的日语了。唤下女,他们的习惯是拍手,一拍手,下女闻声即至。如果下女不在近处,则可呼唤。我先拍手,无以应,便呼“乃生”(按,此是译音,若译意,即曰“姐样”,日本人这个“样”字,乃尊敬的称呼,男女兼用之),果然下女姗姗其来了。

  这些大旅馆的下女,都选取年青而貌美的,也大都是高小女学毕业的。我想我虽然学得几句日语,怕发音不正确,格格不吐,不如和她笔谈为妙。那个下女颇甜净,善笑。我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芳子”。这两个汉字,就写得很工整,于是便一路笔谈下去:什么地方人?几岁了?读过几年书?好似查她的履历一般。她也问我:姓什么?中国什么地方人?从前到过日本吗?又问:有没有太太?则掩口吃吃而笑,似以为这是对旅客不应当问的。我们只管笔谈,却忘了唤她进来是什么事了。她也不问是有什么使唤,我猛想起,便也觉得不好意思,便即说要一壶茶,她便即出去匆匆地泡了一壶茶来。

  我那时确是腹中有些饿了,但是不知道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日本有许多怪食物,而这些怪食物,又有许多怪名词,常使人莫名其妙。我们在上海时,常和几位在日留学回国的朋友,到虹口去吃司盖阿盖(牛肉烧),也由下女坐在榻榻米上,为之料理,但这可不适宜,也嫌麻烦。忽然想起在中国最流行而普通的一种食物蛋炒饭。因用笔写出给芳子看道:“是甩鸡卵与米饭同煮的。”芳子摇首,笑了一笑,既而又写出了“亲子井”三字,意思是说与我所要的蛋炒饭相类。但这个井字,引起我的好奇心,为什么在井字当中加一点呢?我问芳子,是否井字?她说:“不是,读音则如冻。”原来亲子井者,乃是用鸡与鸡蛋,加以粉类同煮。“亲”者,指鸡而言;“子”者,即是鸡蛋;“井”字,乃日本容器。但中国字书无此字,意者日本别有一仓颉吧。

  在我没有到日本以前,早听说日本是男女同浴,初不避忌的。又说是我乡江建霞太史(标)年少美风仪,在日本洗浴时,日本女郎围观而笑,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因此有“东邻巧笑图”之作。其实也过甚其词,开他的玩笑而已,我到了日本,没有看见到什么男女同浴。据他们说:“那是在浴池中,但男女也是分开的,在泳池中间隔以一栏,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过我在这日本式的旅馆中,他们自有浴室的。那一天,我到浴室中去就浴,推门进去,先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在内,我即忙退出,她即向我笑颜迎入,原来这是旅馆中的佣妇,他们呼之“阿妈生”的,她只是在清理浴室而已。她作手势,似乎可以帮助我洗浴似的,我急谢辞之。

  日本那时的浴室,即使在他们号称为大旅馆者,也是简陋得很的。里面是一个大浴桶,贮满了水,足有半身高,底下烧火。就浴的人,另以木桶取水,向全身浇之;或擦以肥皂,用毛巾拭之;所谓淋浴,也没有莲蓬头。但上海那时的各大新式旅馆,却早已有西式瓷浴缸,冷热自来水龙头了。可是日本人勤于浴,到处有公共洗澡的地方,每日必去,无间寒暑,他们是讲实用,不事奢华的,而且对于那个传统性很为坚固,教他到这些新式浴室里去,反面觉得周身不自在咧。

  我那时也坐过日本的火车,那也远不及中国的火车,但他们那时是自己办的铁路呀,不是像中国那时的借助于外力。他们的卧室车,没有专房,只是一个统间,上下两层,仅仅障以一幕,因此常常有误揭别人之幕而以为自己的卧榻的。倘在中国,脾气暴燥的人,便要怒吼争吵,日本人即使误揭妇女卧榻之幕,也不甚以为忤,只是鞠躬谢罪而已。

  那时日本火车上,也没有餐车,但一路的车站上,都有出售“辨当”的。(按:“辨当”两字,中国人有译之为“便当”者),“辨当”是何物呢?用木片制成的一长方匣子,中贮以白米饭(冷的,日本人吃惯冷饭,惟米粒较中国者佳),其中或有半个鸡蛋、两片鱼、一块酱萝卜(日本呼萝卜为“大根”,他们的酱萝卜极佳),附有筷子(竹制相连的,食时始分开)牙签之类,其价是日圆两角(那时日圆与中国银圆相差无多)。吃完以后,这辨当匣子和筷子等一古脑儿向车窗外一丢就完事了。

  荼也是由车站上供应的,一把青花粗瓷茶壶,普通的茶叶,那是热的,其价不过数分而已,喝完了撩在火车里,到下几个火车站,自有人来收取空茶壶去。那是当时的情形,到现在当然不同了。

  在日本最使人不惯的,便是那脱鞋子的风俗。虽然这还是他们从中国古代学去的,但是我们中国早已改变了,而他们还是固守旧习,不能改变。这也是所谓“万世一系”吗?无论公共场所,无论私人家庭,入门便要脱鞋子。在日本大家都穿木屐的时候,较为便利,现在已普通都穿了皮鞋了,皮鞋上还有带子,解带去履,就要破费不少功夫,何必一定要如此呢?还有,在未去日本之前,我就说笑话:“诸位先生有习惯穿破袜子的吗?假使有那些空前绝后的袜子露出来,是不雅观的。”因为我在上海虹口到日本料理店吃司盖阿盖时,有位王老五,正是袜破无人补,急来抱佛脚,只得临时就近购了一双新袜子穿上,才得傲然进门。

  那时日本的各大都市,像西洋式那些大百货公司,也早已有了。他们不称为百货公司,而称之曰“吴服店”吴服店中百货杂陈,舶来品应有尽有,本国的新出品,也广为罗列。不似中国上海南京路有些百货公司,是外国人来倾销外国货的;似乎中国货都不值得一顾的了。这些吴服店,每天就有数千人进出,也要教每人脱了鞋子方能进门,那门前鞋子堆积如山了。而且那些吴服店的地板,光漆如镜,走廊又有地毡,不耐你泥鞋的践踏。于是他们想出法子来了,制成了无数的白布软底套鞋,用下女们守在门口(这个地方,日本人称之为“玄关”),每一客走进吴服店,必套上这白布套鞋,购买东西,或进来巡游的人,从后门出来,也有人守在那里,脱去你的套鞋,这样就方便得多了。

  总之,我觉得日本在明冶维新以后,百废具举,勇于进取。有人谈起:他们那时到欧美考察的人,最注重于理化机械之学,而中国人到欧美去的,大都研究文学、哲理,以及音乐、美术;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聪明,而有他们的勤恳。中国人自诩为“形而上者”之学,以为高明,其如不切当代的时势,所以当时日本就比中国早熟了。

  我们这一次也经过日本的名胜古迹地方不少,但我至今都已忘怀,事隔数十年,在日本也有沧桑之感。只记得在西京的游览金阁寺,在岚山的看红叶,有口占句云:“金阁寺前夕照斜,岚山红叶艳于花。……”下句已不复记得,什么风景,亦只是过眼一瞥而已。

  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狄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谁说艺妓不肯以色身娱人者,我不是想吃冷猪肉,本可不删风怀,然亦不过浪费纤佻的楮墨,暂且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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