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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在商务印书馆


  我自入新闻界以后,每日与笔墨为缘,自不必说了。但译写小说,则不是这个时候为始。第一次写小说为“迦因小传”,那时间的译作,都是文言体。在未到时报馆以前,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便与我通信,因他们出版了教育杂志,要我写一种教育小说,或是儿童小说,要长篇的,可以在教育杂志上连期登载。但是我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乞灵于西方文化界了。

  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后,必常到虹口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欧西各国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于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弃石埋石记”。

  先说“苦儿流浪记”,原著者是一位法国人,名字唤作什么穆勒尔的,记一个苦儿流离转徙,吃尽了许多苦头,直至最后,方得苦尽甘回,叙事颇为曲折。颇引人入胜,而尤为儿童所欢迎。实在说起来,这是儿童小说,不能算是教育小说。我是从日文书中转译得来的,日本译者用了何种书名,是何人所译,我已记不起了。不过我所定名为“苦儿流浪记”,颇合原书意味。后来闻章衣萍曾译此书,定名曰:“苦儿努力记”;徐蔚南又译之曰“孤零少年”,均在我所译的十年以后,我均未读过,想他们均在法文原本中译出的了。这“苦儿流浪记”还曾编过电影,在还不曾有过有声电影的时代,已经在欧西有出品了。这电影到过上海,我错过了没有看到,后来有友人告诉我的。

  再说:馨兄就学记写此书时,却有一重悲痛的故事,原来我最先生育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是唤作可馨,这孩子生得俊美而聪明,又因我们前此有几个孩子不育,我夫妇颇钟爱之,因此我写这小说时,便用了“馨儿就学记”的书名,不想写未及半,馨儿还未满三岁,又殇亡了。(关于馨儿殇亡的事,后再拟提及。)后来夏丐尊先生所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实与我同出一源。不过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

  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今试摘录一小段于下。

  三月廿三日,我侍我父母,往扫先人之墓。我祖莹在支硎山下白马涧,相传为支公饮马地也。时则父母携我及妹往,并随一老苍头。自金阊门,买棹行,虽轻舸一叶,而明窗净几,荡漾于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画图也。船娘二十许人,为态至甜净,衣服复楚洁,舟行如飞,和风煦拂,春意中人欲醉。两岸桃花,缤纷如红雨,落英飘堕水面,争为游鱼所接也。

  船进环龙桥,即系缆于树桩,岸距吾莹可三里弱,吾母及妹乘山舆以行,老苍头担箧而从,余与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黄,蜂蝶作团,而泉流之声淙淙然,与枝上流莺相酬答。展墓时,我父告我以:“主位为若曾祖父母,昭穆乃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吴太孺人,以孝闻于戚友间,若祖父早卒,祖母事衰姑,十余年如一日,食不安味,瞑无恬睡,所谓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息,仍未一解带安睡者。卒以劳瘁过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我母也。”我父言此,泪为之潸。

  我母闻父言,亦襟袖为湿,而阿妹见母哭,则嗷然大号,我乃痴然如木人。我祖母之傍,有一小茔,我母语我曰:“此汝长姊可青也,殇时仅三岁,最得祖母欢心,每晨,必向婆婆索饼铒,后以病疡,殇时犹紧握尔父之手呼爷也。嗟夫青儿,今得长侍慈爱之大母矣。”我母语时,亦泣不能仰,我妹揽母颈,谓母不要哭。守墓看为一媪,与我父缕缕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舆之老乡人,亦能话我家前三代故事。展墓既竟,守墓人请顾其庐,将烹茗饷客。我妹入乡村,觉在在皆可爱玩,沿路行来,掇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诸吾青姊之茔,云将以此代花圈耶。既入媪室,亦颇精洁,村中儿童,围而观之,复窃窃私语,我母出铜圆数十枚分赠之,曰“添土钱”,此乡俗例也,咸欢跃道谢而去。

  这都与“爱的教育”原书原文无关的,类此者尚有好多节,无需赘述了。当时尚不用语体文,那也是时代背景使然。以现在一般人的目光,那种文言,已成过去了。

  至于“弃石埋石记”,这是日本人所写的教育小说,作者何人,已不记得,总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关于理论很多,是日本人对于教育的看法。好像关于师生的联系,有所论列,那也对于我们中国尊师传道的统绪,若合符节。那书倒是直译的,译笔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觉得很不惬意。所以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到现在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这三部书的发行,销数以“馨儿就学记”为第一,“苦儿流泪记”次之,“弃石埋石记”又次之。“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在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课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此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苦儿流泪记”虽然编剧演戏,也盛极一时,销数不过万余;至“弃石埋石记”,不知曾否再版(商务初版,例印三千部)。

  我写此稿时,案头有三部“馨儿就学记”,那都是友人从旧书摊上拾得了寄给我的。有一册是民国二十七年在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面还画了一幅儿童观看的画,标明国难后第四版;有一册是上海第十八版的。还有除商务出版以外,各地方翻印的也不少呢。

  民国成立以后的某一年,教育部忽然寄给我三张奖状,那就是奖给我这三部教育小说的。何处来这不虞之誉,好似天外飞来。询之商务,乃知前在时报馆息楼中的常客袁观澜(希涛)先生,已荣任了教育部次长,蒙他加以宠赐呢。其时总长是谁,我已忘却了。

  再说到这三部小说的稿酬吧,那是每千字三元。千字三元,在当时也很算优待了,平常不过是千字两元。但每月所登载的不过一万字,只不过三十元左右而已。但我要写一笔,这三部书的稿费,没有全部入我荷包。为什么呢?原来那时候,商务印书馆正在加股,这加股是不公开的,尽先对于自己公司里的职员,有优先权。有几位同事,劝我将稿费积存作为股款,可以作一个小股东。(那时是每股百元吧)。这个时候,商务的营业,已年年有盈余了,也真能引人入彀,于是我在商务的股份便逐渐增长起来。到后来,有一位友人郑君,他有一部份商务股份,也让给了我,我共有了商务股份三千多元,够得上一个董事资格,(商务任董事,起码要有股份三千元),不过到我写此稿时,早已归公了。

  我进了时报馆以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早已成立了,张菊生(元济)是总编辑。夏瑞芳那时已为总经理,以他的长袖善舞,成为书业界钜子了。记得那时中华书局尚未开业,商务印书馆几位老友,后来访问我:“能到我们编译所来吗?我们大家欺迎你来。”可是我那时巳答应了曾孟朴的“小说林”,每天又要报馆里编辑新闻,随后又被拉到女学校去教书,东扯西牵,实在忙不过来。我想有一个时期,曾称之为“游历编译处”,现在又要走老路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商务的编译所,是在闸北宝山路,那是属于华界的,我到上海,先住在英租界的爱文义路,继又迁居到老西门,到宝山路有多么远呀!坐人力车,到那里要换车子,因为租界里的车子不能去呢。所以我总婉辞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明年,庄百俞奉了张菊老之命又来劝驾了。那个时候,我已迁移到接近北火车码头(即沪宁铁路的上海站),一条里弄唤作庆祥里,南出爱而近路,北接界路,到他们编译所的宝山路较近,踏到宝山路口,便可雇车,似觉便利得多。并且那时“小说林”也不去了,女学校教书也停止了。只是我要问庄百俞兄:“我倘到你们编译所去,有何种工作呢?”

  百俞道:“这个我还未能知其详。”我想要我译日文书吗?又是写小说吗?我的技俩,只有此耳。因为我在广智书局时要译一本“下水道”的工程书,把我吓怕了,不敢再尝试。百俞说:“不!大概是关于教育一方面的。”我说:“那不免问道于盲了,我也不懂得什么教育,近来许多在东西洋学习师范回国的人也不少,不是可以延请吗?”

  百俞说:“你如能俯就的,最好请到编译所看看,或者和他们几位主任谈一谈。”我说:“好的,我当来拜访一下。”

  约定了日子,我便到宝山路商务的编译所去了。商务印书馆可说是以编辑教科书起家的。最先以三千元的资本开设在北京路的印书馆时候,便有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销行于上海各中、小学堂,一时颇为流行。他们号称商务印书馆,当然以赚钱为主,现在学校繁兴,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更有推进文化的功劳。自从扩张了印刷部,推广了发行部,又开办了这个编译所,延请了许多知名之士,大大地致力于此,已非昔日寒伧可比。虽然此刻新刊古籍,丛书杂志,联续不断,而仍属于教育为大宗。

  我那天去了,就算是拜访庄百俞,他那里有个小小的会客室,坐定以后,百俞出见,他说:“今天竹庄没有来(按,蒋竹庄,名维乔),要见见菊生先生吗?你们也是熟人。”张菊老我前在金粟斋译书处时,曾经会见过多次(现在金粟斋出版的严复所译各书,也归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他也和狄楚青相熟,但不甚亲密,不过商务出版的新书广告,只登时报一家(有一时期,商务每日出版新书两种,规定登时报封面报头旁边,以包月计,每月似为二千元),到上海后,数年来没有见过张菊老,从前的所谓维新党人物,今亦寥落了。

  张菊老出见,长袍马褂,风采不减当年,就是同我一样,脑后少了一条辫子了。先谈谈金粟斋的旧事,旋问问时报馆的近状,然后谈到了正文。他说:“我们出版的小学国文教课书,年年改版,现在革命以后,又要重编了,要请阁下来担任其事。”我说:“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恐怕才力不及。”他说:“看过你写的教育小说,深知你能体察儿童心理,必能胜任愉快。”又加上我几顶高帽子,我算是答应了。后来我和庄百俞商量,我只能去编译所半天,因时报馆里回去得迟,早晨起不了身,于是定了每日下午一点至五点,星期日休假,他们送我每月四十元。

  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

  这个编译所,以江苏人为最多,江苏人中,尤以常州人为最多。即以我们编辑教科书方面,如蒋竹庄、庄百俞、严练如诸位,全是常州人。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已在发起了,而主其事的陆伟士先生(尔奎)也是常州人;还有孟纯孙先生(森,又号心史)也在商务编译所任事,我不知道他是担任那一科。其他还有我所不相熟的常州人也不少。次之乃是无锡人,我所熟识的如蔡松如(文森,后来成为亲戚)、王西神(蕴章)诸君,而我本乡苏州,则寂无一人。其时王云五尚未进商务印书馆,而沈雁冰、郑振铎则是后起之秀。

  编写这个小学国文教课书,我完全是个外行,虽然我一向以教书为生涯。虽说是重编,其实也可以算改版,先把前任原来的课本,作为参考。还有庄百俞、严练如,他们两人是熟手,可以和他们商量,有时还请教于蒋竹庄老作家。那时又认识了高梦旦先生(凤谦),他们都是年龄比我长的长者,高先生人极和气而恳挚,每有所谘询,必详细答覆,所以我们也常和他接洽。

  这个高等小学国文教课书,共编四册。我却小心翼翼,颇为谨慎。每编三、四课,就要与庄、严两君斟酌(教育杂志就是他们编的),编成一册,即送高梦旦批阅,然后请总编辑检定。我当时即知道日本所有的教科书,均须经他们的文部省检定的,可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制度呢。新国文的内容如何呢?我现在已完全不能记得了,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老实说,在那个时代,也不许我不作此思想,现代的青年,也许目之为封建产物了。

  当这书出版时,我主张封面印一新国旗,即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标明五族共和之意,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是销行于全国的。同事诸公,初时还有些犹豫,后来决定不印在封面而印在内页,即在开卷第一页上。大概发行以后,不到三年,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又改版了,那时我早已出了商务编译所了。这时期正是筹安会兴,袁世凯想做皇帝,幸而洪宪八十三天,就此夭亡了。不然,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将要歌功颂德,另费笔墨呢。但后来改版的高小国文中,却摘取了我“馨儿就学记”中关于扫墓的一节文字,如我本章上文所述的,故在现今年已五六十岁的朋友,凡读过商务高小国文教课书的,犹留有印象咧。

  高小国文编成后,我又编了书名“新社会”的四册。那是高梦旦先生提议而经众赞成的。这不是教课书,而是一种课外读物。所谓新社会者,亦可以称之为新知识,意在对于社会革新而言。国家既已革命了,社会也须革新。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广泛了,因为太广泛,反致无从着手。若说是课外读物,自宜注重给学生们阅读的,那不外于培养他的德、智、体三育。可是要改造旧社会而建立新社会,则又有种种如破除迷信,改善家庭,戒绝嗜欲,厉行节俭等等,亦为新社会所应有的条作,那就并不限于学生,亦为一般成人,无论男女所当知道的了。

  编这个东西,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我只能以最浅近的文言出之。这也分章的,写了几章看看,自己不觉摇头。我想倘出之以小说体裁,把所有应当改造的新社会包孕其中,或者稍有一点趣味,而当初约定的并非小说。现在我所写的什么新社会,只是老生常谈而已。而又好像板起面孔,向人说教,谁要听你的滥调呢?我觉得还是时报上每天写一个短评,有意思而且有趣味得多呀。果然出书以后,销数并不多,远不及我的三部教育小说。

  我这个人自己知道很少恒心,对于商务编译所又有些厌倦了。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于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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