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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回到苏州


  游历译书处倦游归来,我那时又失业了。为了生计问题,我不能空闲无事。幸而我以卖文所得,少有积蓄,家用又极省,虽然苏州的生活程度,渐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译写一部书,得百余元,足供数月之用,亦颇优游。那时苏州兴学的风气已开,但私塾还是未灭,且有人劝我设帐授徒的,我再作教书先生吗?无论如何,这只冷板凳坐不住了。

  东来书庄那时已成暮气了,自从我到南京去后,我们励学会的诸同人,除了戴梦鹤故世外,大半亦都离开了苏州,如汪棣卿、李叔夏、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学法政,有的学师范。祝伯荫到上海,到了大清银行为行员,后改为中国银行后,他一直在那里。

  因此东来书庄无人管理,不知那一位股东,介绍一位经理先生来,是位镇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钱业中做过事,对于书业,完全是外行了。

  有人来问他:上海新出版的什么书有吗?他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只是昂起头想。想了半天,再去翻书,实在他不知道这书到底有没有,因为当时不流行把新出版的书,摆在外面,须在书架上去寻。顾客看到他这种态度,早已等不及拔脚跑了。东来书庄资本小,不能多添书,别的书坊,也渐渐带卖新书了。加以观前街渐趋热闹,房东又说要加租,因此感觉到入不敷出,而同人的兴趣也已阑珊了。我们于是加以商议,就此关门大吉,便把这个书店结束了。

  关于苏州兴学的事,好像全是地方上几位开明的绅士发起的。那时候,清廷还没有明令要教各省开学堂咧,各省自行发动,地方官也不瞅不睬。苏州本来私塾最多,读书人靠此为生,现在要把那些私塾废止,改成小学堂,第一就是没有师资,不要说那些冬烘先生无所适从,便是那班翰林进士出身的大绅士,对之亦觉茫然。于是地方上便派一班青年而有才气的人,到日本去学习师范,回来可以当小学教师,这一班人大约有十余位,面我友汪棣卿、李叔良皆在其列。

  许多中国青年都涌动日本来,日本便大搞其投机事业,以速成为诱饵。于是有速成法政学校,速成师范学校等组织。这个速成师范学校,只要一年便可以毕业,给了你一张文凭,回国便可以当教师,皇然以受过师范教育自命了。这个速成师范,正是但求速成,不管你所学程度如何,一概与你毕业,可谓一榜尽赐及第。还有些人到日本去的,对于日文日捂,却是茫然,日本人更加迁就,雇用了翻译人员,老师一面讲解,翻译人员就站在傍边解说,真是教育界一种怪现象。不过我们苏州派出去的青年,至少于日文都有一些根柢,若李叔良等则日语也勉强可说。

  小学既兴,私塾渐废,可是这辈一向敬惯私塾的先生们如何处理呢?苏州当时是个省城,地方绅士颇有势力,好在官厅也不来管你这本帐,因此他们便设立几个“师范传习所”。就是请那几位从日本学习师范回国的青年来教那些私塾先生。

  这个设计是不差的,一则,私塾既废,这些私塾先生饭碗都要打破,不能不予以改造;二则,小学既兴,还需要不少师资,改造以后,便可以把向来教私塾者转而教小学了。

  可是这“师范传习所”成立以后,便闹了不少笑话,原来有许多私塾先生,都是高年,甚而苍髯白发,年龄在花甲以外,向来以教书为生,私塾既废,绝了他的生路,不能不来学习。在日本学习师范回来的青年,都不过二十岁左右。有的论起辈份来,还是他们的尊长,甚至长两辈,长两辈要唤他为公公的。还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张传习所报名的单子,摇头道:“我不能教!”问其所以,他说:“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而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主事者无法,只好把这位老先生调到别一传习所里去。其他,属于姻亲中的尊长,世谊中的父执,也就妈妈虎虎了。

  他们从日本学习回来的,说是教师上堂,学生必起立,但私塾里是没有这规矩的。现在觉得这传习所里,要教这许多老先生对于青年们起立致敬,也不相宜。而且有的起立,有的不起立,参差不齐,也不雅观。因此议定了不必起立。还有上课以前,要先点名,这个点名,有人主张不废止,因为可以借此查出他列席不列席,又可以借此认识他。也有人以为对于这些尊长的老先生,直呼其名,殊不合于中国的礼教。后经吴讷士先生(湖帆的父亲)调停,每一人姓名下,加“先生”两字,点名时呼“某某某先生”就可解决。这议案也就通过了。

  最妙的这班学员先生(因那些老先生,未便称之为学生,改称之为学员),向来常不释手的小茶壶以及水烟袋,也都带到了课堂里来。当他们听讲听到高兴时候,便点头播脑的说道:“这倒对的!”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或者听到得意的时候,说道:“这个我赞成!”傍顾他的学友道:“诸君以为如何?”于是划了火柴,呼噜呼噜地吸起水烟来。我没有到传习所里去学习,这些情形,都是我的谱弟李叔良讲给我听的。我说:“怎么许他们带那些小茶壶、水烟袋到课堂里来呢?”他说:“要他们以为对,可以赞成,也就不容易了,不然,给他们引经据典反驳起来了。”

  苏州向来是读书人多,私塾既废,小学便兴起来了。这些小学,要分几类。一类是由家族创立的,苏州有许多大家族,历代簪缨不绝,族中的子弟很多,他们本来也有什么义庄、义学之类,储有一笔公款的,于是就把公款分出来办学堂了。这个制度,不独苏州为然,全国都有,我们读“红楼梦”,贾宝玉进的家塾,也便是这一种。于是苏州便有了彭氏小学堂、潘氏小学堂、吴氏小学堂、汪氏小学堂,以及各个皆冠以姓氏的家族小学堂,这种小学堂,除了本族之外,亲戚邻里间的子弟,也招之入学。一类是由同业中发起的,苏州有许多大商业,如钱业、金业、绸缎业等等,每一商业,都有他们的集团,便是他们称之为公所的。每一商业,也都要招收学徒,而这些学徒,本来是从私塾中来的,现在私塾既废,各业自设学堂,教以各业基本上的学识,不是更为合适吗?因此某业小学堂,亦分门别类,亦兴起来了。还有,苏州地方,向有各种善堂,每一善堂便有一个义学,这些义学,真是不堪承教,凑集街头流浪儿童,教之识字,真是“天地玄黄喊一年”,现在也想改良、扩充,成为公立小学堂。所以苏州的小学堂,也便风起云涌了。

  虽然如此,但是那些绅富人家的子弟,还是不大愿意送到小学堂去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科举真的要废止吗?苏州好像是个科举发祥地,他们对此尚有余恋,洋学堂即使发展,总非正途出身。二则那些绅富家的子弟,都是娇养惯生的,以为那些小学堂中的学生,总是良莠不齐,不如请一位先生在家里教读,觉得放心,尤其是太太们的意见,都是如此。所以虽然小学堂风起云涌,而那些大户人家,延请西席先生,还是很多。

  那个时候,我既没有到什么师范传习所去学习,也无意于去当小学堂教师,我想这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儿,我根本就不愿意作教书生涯。然而在此期间,我终究还是教了半年多的书,自我矛盾,可谓已极。这时我的舅祖吴清卿公已故世了,伊耕表叔是早已故世了,砚农表叔为了他的令郎,我的寿祉表弟与子深表弟,请不到先生,要我给他们代舘半年。我在情谊上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在儿童时候。伊耕表叔曾经教过我书的,我正赋闲无事,这怎能推却呢?

  我只得应承了,说我赋闲无事,其实我那时也忙得很,这种忙,正是俗话所说的“无事忙”。我和砚农表叔声明:我在南京、上海几年以来,心已野了,不适宜于静坐教书,请表叔赶紧访求明师。我和两位表弟,不要有什么师弟型式,我只是一个伴读而已。砚叔也答应我。但是这半年来,我觉得很苦闷,他们还是墨守旧法,从四书五经读起。这两位表弟,年龄尚小,还未开笔作文。寿祉人颇忠厚,子深却聪明而顽皮(现在他已为名医师而名画师了),我没有师道尊严,他们也不怕我。这半年来,坦白说来,两俱无益,尤其我的脚头散,朋友多,无论风雨寒暑,每天要出去,已经成为习惯了。

  世事是推陈出新,交友之道亦然,我在苏州,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一部份,是新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如上文所说,以学习师范、法政的最多。学习师范的正预备在故乡作师资,学习法政的如周祖培、杨廷栋(号翼之)等诸君,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派的学生,回国来也思有所发展了。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而苏州是个江苏省城,距离上海还近,也是得了上海风气之先,有许多号称新学者也崛起了。于是我又认识了不少以前没有认识的新朋友了。

  苏州向来吃茶之风甚盛,因此城厢内外,茶馆开的极多。有早茶,有晚茶。所谓早茶者,早晨一起身,便向茶馆里走,有的甚于洗脸、吃点心,都在茶馆里,吃完茶始去上工,这些大概都是低一级的人。高一级的人,则都吃晚茶,夕阳在山,晚风微拂,约一二友人作茶叙,淡今道古,亦足以畅叙幽情。到那种茶馆去吃茶的人,向来不搭什么架子,以我所见的如叶鞠裳,王胜之等诸前辈,也常常在那里作茗战哩。

  观前街为茶馆集中之地,因为它是在苏城的中心点,以前有一家唤做玉楼春,后来又改名为云露阁,算是最出名的。里面有一个楼,名曰逍遥楼,四壁都是书画,还陈列着许多古玩,一切椅桌器具,都极考究,那是士大夫们在此吃茶的地方。近来最著名的便是吴苑了,吴苑那时是新建设的,地址颇大,茶客亦杂,好在各种茶客,自能分类集会。里面有一处,唤作四面厅。(按,那是四面都是廻廊的,苏州建筑家以及园林,每多喜此。)

  吴苑四面厅里的茶博土,对于我们一班茶客,个个都叫得出姓名,某少爷、某先生。罗罗清楚。连你们的家世也都明白。有几位写意朋友,还有自己的茶壶,手巾存放在那里的,这要算是特客了,这种茶馆里,点心及小吃,都是极丰富的。吴苑门前有一个饼摊,生煎馒头与蟹壳黄(饼名)也是著名的,此外你要吃什么特别点心,邻近都是食肆,价廉物美,一呼即至。至于小吃,那些提篮携筐的小贩们,真是川流不息。至于卖报者,吴苑有两人,享有专利权:卖报的也是租看的,出制钱一二文,足以使你一览无余。

  写到此,我又想起了“吴苑三痴子”的故事。三痴子者,都是吴苑四面厅的老茶客。为什么奉他们以痴子的名号?因为苏州人都以温良风雅为贵,遇有性质特别,有异于众的人,辄呼之为痴子。这也不独是苏州为然,如我前文所说的,当时呼章太炎为章疯子,蒯礼卿为蒯疯子。别地方的疯子,亦即苏州人所称的痴子,实则借用一句古典话,所云“臣叔不痴”也。我且述三痴子如下:

  第一先说冯痴子。冯君号守之,他是一个田主人家帐房,这一种职业,苏州人称为“知数业”,其名称当有来历。冯自言只读过三年书,而好谈时政,他的政治知识,全是从报纸上得来的。他一到吴苑,便是谩骂,骂政府、骂官僚、骂绅士,无所不用其骂,四面厅上,好像只听得他的声音,别人也无从与之辩解。但即使别人不理会他,他也一人喃喃地骂,因此人呼他为冯痴子。后来,他认识了几个日本人,经营日本股票,颇有所获。再后来,便住居日本去了,在商业上发了一点小财。我那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坚欲留我在其家盘桓几天,他说:“我家有床有帐,有桌有椅,完全是苏州派,不必席地坐卧也。”我以在国内有职业,辞谢之。

  第二是朱痴子,号粱任,是一位深思好学的人。他的父亲是位文秀才而武举人,得一个武职,未就任,家颇小康。但梁任从未考试过,他排满最烈,剪辫子最早,剪辫而仍戴一瓜皮小帽,露其鸭尾巴于背后;身上长袍,御一马甲,拖一双皮鞋,怪形怪状,因此人呼为朱痴子。他最佩服章太炎,当太炎因苏报案被囚时,他每至上海,必到提篮桥监狱一访太炎。他有口吃病,期期艾艾不能畅言,而性颇卞急,他也是吴苑的常茶客,却是来去匆匆,坐不暖席。后来闻他以陪某几位名士,至甪直镇观唐塑,他携其儿子,另雇一小船同往,途经一湖,忽遇风浪,船覆于水,他们不识水性,父子同死。那时我不在苏州,未识其详。关于朱梁任事,我下文再有多次述及。

  第三是张痴子,名一澧,号沅圃,他是张仲仁的族弟,这位先生也有些特别,他是一位评论家,在吴苑中人人识之。向例茶馆中泡一壶茶有两茶杯,意示—壶可以供两人饮也。但张君自己并不泡茶,好与友人共一壶,时人称之为共和先生,因“壶”与“和”同音故。张君又曾写一小说曰“老骚”,乃记述杨崇伊(杨云史之父,时寄居在苏州)与吴子和(吴郁生之弟)在苏争夺一妾事,话多嘲谑。后来张一鹏(号云搏)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继孟心史(名森,号莼孙)之后,朱粱任、张沅圃均为编辑,一日两痴为一小问题,几至大打出手。时报与时事新报望衡对宇,两人均来赴诉于我,我笑谓:“你们两人,各打板子一百,此小事不足争论,我请客,分饷大菜一餐,复为朋友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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