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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求友时代


  我从二十一岁起,可称为我思想改变的开始。那正是甲午中日开战,我国战败以后,有些士子,都很愤激,而变法自强之说,一时蠭起。这些主张变法的知识份子,人家称之为维新党,我当时也很醉心于维新党,以为除非是这样,方足以救中国。

  但是那时候,科举还没有废,一个士子的出路,还是要靠考试,而考试还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导之下,本年岁试,居然考取了一个一等(那次题目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两句,那倒是规规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这个一等,只可称之为“矮一等”,吴县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则为第十一名(按:秀才岁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岁考必须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补廪,而在我们吴县补廪,非常烦难,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时补不着廪。因为它是有名额的,要遇缺即补,甚毫有用贿赂之法,买缺出贡的。至于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虽是矮一等,亲友间却予我以厚望。其时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风气一变了,不能规规矩矩的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头野脑,有如野战军。并且那些当考官主试的人,眼光也改换了,专取才气开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准绳。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举后,刻出来的朱卷,第一场四书题,还是循规蹈矩的做了,第二场五经题,有一篇文中,运用了许多子书。而且包孕时事,如列子御风而行,便象徵空中飞行等等(那时飞机初发轫,已有传说到中国来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许引用的,徜被磨磡出来,是连试官也有处分的。

  到后来,那种书坊店的奇诡的书都出现了,有一部叫做“天下才子书”,好大的口气,真吓坏人。我极好奇心,去买了一部,薄薄的两本,翻开来一看,尽是八股文。其中有康有为的应试文,还有许多名人的应试文,我可不记得了。好像有一篇署名林獬的,后来知道林獬就是林白水,又号万里,在北京开报馆,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为张宗昌所杀。

  此外,清代的许多禁书,也渐渐地出现了,那些都是明末清初的书,关于种族仇恨,鼓起了人民排满思想。可是苏州那个地方,到底还是范围狭小,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因为上海有印刷所,有铅印,有石印,那些开书坊店的老板(以绍兴人居多数),虽然文学知识有限,而长袖善舞,看风使帆,每有他们的特识(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未开张)。他们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书,销行内地到各处去。不仅是新书,即使那种木版书,不是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拢到上海来。或者有些别地方出版者,请他们搜求,也可以搜求得到。

  我还是脱不了那个教书生涯,在廿一岁的时候,又馆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我的馆东是巡抚衙门里一个书吏,家道小康,这位先生难得见面,所以他的大号,我也不记得了。教三个学生,他们脩金较丰,而待遇却不及因果巷张家。最大的一个学生,也已十四五岁了,名为开笔作文,出了题目,难得交卷,强迫着他,东抄西袭,不知涂些什么,而且虚字不通,改笔也无从改起。三天两天,不到学堂,家里也放纵他。这种抚台衙门的书吏,也是世袭的,大概他们也不想在科举上求取进,这个馆地,只处了一年,我实在敬谢不敏了。

  我从家里城北到侍其巷城南,是多么远啊!而盛家浜的朱师处适在中心点,因此常到朱师处打尖歇脚。顾氏表姊,视我如胞弟,有时不住在馆里,便住在朱家,明晨一早到馆。朱先生依然在家开门授徒(闻曾有一度馆在严孟繁“家炽”家,旋即离去)。其时我有一位同窗李叔良(志仁),最为知己,曾订金兰之谱(当时所流行的,俗名换帖弟兄),他比我小三岁,温文尔雅,词笔优秀,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我因为与这位盟弟的关系,又认识了许多朋友。

  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门一带的,最远的是住在盘门。朋友都是牵连交结,渐渐的志同道合而亲密起来的,当时所认识的便有祝伯荫、杨紫驎、汪棣卿、戴梦鹤、马仰禹、包叔勤诸君,年龄都与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与我,共为八人。那时还拍了一张照,此八人中,伯荫、棣卿、梦鹤、叔良及我皆入了学,其他三人,则未入此途。我今写此稿时,七人均已逝世(梦鹤最先,棣卿最后),而我则孑然尚存也。

  我不菲薄苏州从前吃茶的风气,我也颇得力于此种茶会。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茶会,在胥门养育巷的一家茶馆里,每月约定日子,至少聚会两次。在聚会的时候,便无天无地的讨论一切,有什么新问题、新见解,便互相研究,互相辩难,居然是一个学术座谈会了。那个茶馆里,往往有一种圆桌,我们便开了圆桌会议,笑语喧哗,庄谐杂出。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文会,轮流当值,出了一个论文题目。或是属于文史的,或是属于时事的,大家回去写了一篇,特地送给当地名人去指点批评。

  其中除李叔良外,我又与通谱者二人,一为戴梦鹤(昌熙),一为杨紫驎(学斌)。紫驎与我同庚,却比我小几个月,叔良,梦鹤都比我小几岁,所以在四人中,我是大哥了。梦鹤最聪明,十五岁就进学,文章斐然,兼擅诗词,年十八九岁,所写的字妩媚绝伦,虽老书家亦叹弗如,惜其患有肺病甚深。紫驎为李叔良的姊丈,其兄绶卿,为一孝廉公,现在盛杏荪(宣怀)处当文案,也算是一个通晓洋务的人材。家居上海,故紫驎亦时迁居沪上,往依其兄,并时预备进上海洋学堂,不作科举之想了。

  当时为了国家变法,国内要开学堂之说,也盛唱一时。外国人在中国来开学堂的,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都是外国的教会办的,这些学堂,国人都称之为洋学堂。我当时也怦然心动,想我也可以进那种学堂,从新做起学生来吧。但是我的环境不许可。第一、我现在是要瞻家的了,虽然现在所得馆谷不多,但如果连这一点也去掉了,家用更难支持,而我的母亲要更苦了。第二、进学堂要学费、膳费(苏州无洋学堂,非到上海不可),既无进款,反加出款,这笔钱从那里来呢?三则,祖母年老,孙承子职,我不能离开苏州,出外就学呀!

  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定期刊物的杂志,“时务报”可算是开了破天荒,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当时最先是杨紫驎的老兄,寄到了一册,他宣布了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覩为快。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

  我把这信息告诉了子青哥,他也马上托人在上海定了全年一份。它是一种旬刊,每十天出一册,还是线装的,用中国连史纸宋体字石印的。每期中粱启超必定自写一篇,其余也有许多别人所写的,以及欧美的政论,并且还有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案”,中国的翻译国外侦探小说,也是从时务报首先开始的。(后来梁启超又办了“新小说”杂志,写了“新中国未来记”,他提倡中国人写小说,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我不曾定“时务报”,只是向人家借看,自然向子青哥借得最多。“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要从民间起。于是兴女学咧、劝人不缠足咧、研究科学咧、筹办实业咧、设立医院咧、大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于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关于各种学业的,也有“农学报”、“工商学报”,吾乡的汪甘卿先生(是个举人),在上海办有“蒙学报”,以为启蒙之用。不独是上海,渐渐的有各省开通的人士,也出版了许多杂志,如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之类,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戊戌政变,汪康年改办了“昌言报”,“时务报”也关了门。后来国事愈演变,思想愈前进,辛亥革命以后,以康、粱主张君主立宪,国民党诟之为保皇党。可是平心而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粱启超的“时务报”,对于开风气一方面说来,不能说没有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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