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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适馆授餐


  我十八岁的春天,便到人家去当西席老夫子了。这个馆地,是吴伟成表叔所介绍的(伟成叔是上海现在名西医吴旭丹的父亲)。祖母的母家,不仅是桃花坞吴宅一家,还有史家巷吴宅一家,他们都是所谓缙绅门第,贵族家庭,我记得那时张仲仁先生(一麐)尚馆在他家。其实,我们在桃花坞与史家巷亲戚关系是一样的,不过其问略有亲疏之分罢了。

  在新年里,伟成叔来向我祖母拜年,便谈起了这事,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张检香,他家里要请一位教读先生,曾经请他物色。他们有三个男孩子,大的不到十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刚才上学。他想介绍这个馆地给我。虽然他们束脩出得少,但他们是个缙绅人家,一切供应,都是很优待的。祖母听了很愿意,不过说:“年纪轻,交新年不过十八岁,要是他父亲不故世,自己还在学堂里呢。”伟成叔说:“不妨事!表侄年纪虽轻,我觉得他很老成持重,况且那边的学生,年纪都小,正在开蒙时候呀。”谢谢伟成叔的两面说合,我这个馆地便成功了。谈定每年束脩二十四元,三节加节敬,每节二元。

  如果我在家开门授徒,所入可不止此数,因为已有几个学生,在去年说定,要来就学,至少每月也有三四元。但是祖母和母亲的意思,宁可让我到外面去处馆,第一是为了吃的问题,因为到人家去处馆,就吃了别人家的了,所谓适馆授餐,苏州人家请先生,对于先生的膳食,特别优待,以示崇敬,正合乎论语上所说:“有酒食,先生馔”了。我家也请过先生,知道这个规矩的。

  我的馆主人张检香,他们住居于因果巷(苏州人念为鹦哥巷),在城的中心点。这个宅子很大,而他的父亲也是两榜,做过京官的,现在已经故世了而只生下检香一子。检香也是读书人,也曾进过学,所谓书香门第。但现在不求上进,做一个保产之子,人极规矩,一点嗜好也没有。苏州的有产阶级中,像他这样的人很多。这种人,大家说他真能享福的。

  选定了正月二十日为开学日期。同时他们用轿子来接,举行拜师之礼,仪式颇为隆重。还端正了一席菜,请了几位陪客,伟成表叔当然列席,而先生则坐了首席(苏俗敬师,家有宴会,老师总是坐首席的)。那个书房,也很宽敞,是一个三开间的厅堂,用书画窗隔开了一间,作为先生的卧房,其余两间,都是书房,倒也窗明几净。卧房预备先生住宿,卧具非常精洁,那可以住宿在馆里,不必天天回去了。

  膳食的确是很好,每天三荤一素,饭是开到书房里来,我一人独食,学生们都里面去吃,不陪伴先生。最初几天,在吃饭以后,他们的厨子,到书房里来问道:“师爷明天想吃些什么菜呀?”这可使我窘极了,我在家里,从来不会点菜,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那时母亲知道我的口味,向来不问我的,我只得说道:“随便,我什么都吃。”那个厨子还不肯走,报出许多名目来,说道:“炒腰虾好吗?鸭杂汤好吗?韭芽炒肉丝好吗?”我说:“好!好!随便!随便!”那个厨子走出书房门,还开了我的玩笑道:“师爷说随便,这个随便,教我到那里去买呀?”这是他们讲给伟成叔听,伟成叔告诉我的。

  后来又常常来问:吃什么菜?我只得向年长的一位学生说:“我想不出什么菜,但是什么菜都吃,请不必来问了。”他进去向他的母亲说了,以后厨子也不再来请点菜了。我想:他们三荤一素,即使有一样我不吃的,也有其余我吃的呀。有一次,他们烧了一样鳝糊,我当时还不吃鳝,没有下箸,他们知道我不吃鳝,以后就不进此品了。

  住在馆里的时候,除了午饭、夜饭两餐之外,还有两顿点心,即是早点晚点。有时也来问吃什么点心,但我知道他们早上也是吃粥的(苏州人家早上总是吃粥的,一粥二饭,称为三餐),便对他们说:“我在家里,早晨是吃粥的。”以后他们便送粥进来了,常有很好的粥菜,如火腿,熏鱼、酱鸭、糟鸡之类。晚点不能吃粥,那就无非馒头糕饼等等,不再问我,随便打发了。

  最初住在馆中,白天教书,夜来便觉寂寞了,因为学生不读夜书,吃过夜饭后,只有在油灯之下(当时苏州既没有电灯,而有些人家,为了防火烛,也不点火油灯)看看书而已。因此我也规定,住在馆中两天,便回家中住一天,没有特别事故,我是概不放假的。因为馆址在因果巷,离观前街很近,放夜学时候早,偶然也到观前街散步(苏人称为“荡观前”)或到护龙街旧书店巡礼一回,不过要早些回来吃夜饭,不教人家等候。

  苏州人的吃茶风气,颇为别处的人所诟病,有吃早茶的,有吃晚茶的,因此城厢内外,茶馆林立。但当时的茶馆,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约朋友往往在茶馆中,谈交易也往往在茶馆中,谈判曲直亦在茶馆中:名之曰:“吃讲茶。”假使去看朋友,约他出去吃一碗茶,那末谈心的地方,就在茶馆里。好在那地方点心也有,零食也有,说高兴了以后,便从茶馆而转移到酒馆,到老义和喝三杯去。

  饮茶喝酒,一个人就乏趣了,一定要两三朋友,我那时朋友很少,除非从前在朱静澜师处时有几位同窗,否则便到我姊丈许杏生处,他们住在史家巷西口,和因果巷很近,一同到观前街吃茶,有些人是他的朋友,而我也渐渐地熟识了。记得有一位顾子虬君,是他的朋友,我也与之相熟,后来知道他就是顾颉刚的父亲,那个时候,苏州学校风气未开,顾君也在家里开门授徒,教几个学生呢。

  夜饭以后,我的馆东张检香,偶然也到书房中来谈谈。那位张先生,真是保家之子,为人端谨,他的年齿,差不多比我长一倍,而与伟成叔是好朋友,我所以呼之为叔,而他则恭敬地仍呼我为先生。他非常节俭,常穿布衣,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其时中国香烟尚未流行)。他见我也布衣,不吸水烟,似引为同志。实则我常穿布衣,是为在孝服中,不吸水烟是年轻,亦不喜此。这位张先生得青一衿,即在家纳福,人颇羡之。

  实在我这位女居停张太太,操持家政,极为能干。张先生娶于永昌镇的徐家,永昌徐氏是苏州著名的一家“乡下大人家”,拥有田产甚多,在近代说来是个大地主。张太太上无翁姑,持家井井有条,待人接物,处理得宜,儿童辈畏母而不畏父,婢仆辈亦都请命于夫人。伟成叔私语我道:“不要笑他!张检香是陈季常一流人也。”我笑道:“我叔曾做过苏学士吗?”

  我在张家处馆有两年,但我觉得我的性情,实不宜于教书。我和朱先生犯了一个毛病,我对于学生太宽纵,不能绳之以严格,学生见我如此,也就疏懒起来了。张家的三个孩子,其中间一个,资质较钝,也有些顽劣,他的母亲很不喜欢他。那天,送进一块戒尺来,要教我施以夏楚,但我觉得责打学生这件事,我有些弄不来。因为我自从上学以来,一直到出学堂门,从来未被先生打过一下手心,便是祖母、父亲、母亲,也从未打过我,我不相信打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变好。所以他们虽送进了戒尺,我也不肯使用,他们实在顽劣,我只有用“关夜学”的一法,在别人放学,他不放学,至多我牺牲自己,也不出去,陪他坐在书房里罢了。

  我在张家两年,宾主也还相得,然而我总觉得这种教书生涯,好像当了一个保母。学生在书房外面闯了祸,也要抱怨先生;偶然迟到早退,更要责备先生,找觉得担这种责任,很是没趣。而他们也有些嫌我对于学生太宽容,先生脚头散,他们对人总说:“我们这位先生,到底年纪太轻了。”因此我觉得第三年不能蝉联下去了。我只得托伟成叔转达,只说:“学生们年岁渐大了,我的学力,不够教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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