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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纪顾九皋师


  顾九臬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业师。当我们迁居的时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迁移了新居,于我读书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吗?后来父亲探听得张家本请了一位教师,而且知道这位先生的教书,很为认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境,已不能独立请一位教书的先生了。

  先给张老太太说好,然后父亲去拜访顾先生,谈得很好。父亲的意思:“现在那些塾师教学生,只是要教他们死读,读得烂熟,背诵而流,而不肯讲解,似乎不能开他们的知识。最好是读一首书,便要把书中的道理,给他讲一遍,方能有益。而且懂得了书中的意义,便也可以记得牢了。”

  顾先生的意思:“讲解是要紧的,熟读也是必须的。那些圣经贤传,非从小读不可,年纪一大,就读不熟了。”他说:“将来你令郎要应科举考试吗?主试的出一个题目,你却不知道在那一部书上?上下文是什么?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读熟了的,一看题目,就知这题目的出处,上下文是什么,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挥而就了。讲解自然是要紧的,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由浅而深方可。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道德之经,这是很烦难的了。上学以后,我先试试令郎的资质如何?再定教导的方法吧。”

  本来这学堂里,已有了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张禹锡兄,还有一位钱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岁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先生是愿意的,多添一位学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余元的束脩,不无小补,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顾先生的家里,住得很远,是在葑门内的织造府场。(前清时代,有三个织造衙门,一在南京,一在苏州,一在杭州。)从织造府场到文衙弄,真是从城内的东南到西北。所以顾先生要在馆里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钱世兄呢,也住在葑门平桥,是顾先生到馆及回家必经之路,因此带出带归。原来钱世兄的父亲,和顾先生是老朋友,年龄既大,又无妻室,把钱世兄重托了顾先生,但是钱世兄佻达性成,顾先生监督甚严。

  为了钱世兄年纪大了,已经开笔作文,张禹锡也十三四岁了,所以顾先生每天就要讲书,我年纪最小,但在讲书时候,令我旁听。讲过以后,他仍都要回讲,可是回讲不出,尤其那位钱世兄,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先生常常骂他。实在当先生讲书时,他并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边,心中想道:这几句书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来问我,不教我回讲。

  有一天,也是讲书以后,要他们回讲,他们都讲得不对。先生见我在旁边,便问我道:“你讲得出吗?你来讲讲看!”我便把几句书的意义解释了,先生大为夸奖我。夸奖我便是斥责他们,先生说:“你们年纪如许大了,反不及一个年纪小的。”其实先生讲时,他们指东话西,不在仔细听,我却是静听,所以回讲得出。

  从此顾先生便特别注意我了,常常讲书给我听,但浅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奥的我可是不懂。这时候,我四书已经读完了,就在读五经。照寻常规例,是诗、书、易、礼、春秋,依着那个顺序读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头时,他就说:诗经、尚书、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难懂,不如先读礼记吧?礼记有几篇较为容易明白一点,所以我那时,礼记已读了半部了。

  父亲的意思,要教我开笔作文了,因为我“三国志演义”也看得懂。而且见那两位大世兄读“唐诗三百首”,先生讲时,我也旁听。先生教他们读时,我觉得音调很好听,于是咿咿唔唔也哼起来了。先生也教我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来教我读,先读了五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高兴得了不得,从睡梦中也高吟此诗,好似唱歌一般。

  当时中国儿童的文艺教育初步,最为奇特,第一步就是对对子。最先是两字对,以后便是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以至七字对。这其间便要辨四声,每一个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声。如果不知道,不是问先生,便要去翻字书,须要弄清楚那个字是平声还是仄声。对对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红泥”对“白石”,那是平仄协调,假使“红泥”对“黄沙”,因为“红泥”与“黄沙”四字,同为平声,便不协调了。

  对对子到了五个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调起平仄来了。这时候,也可以开始做诗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诌成一苜,先生便给你改正。为什么要做五言诗呢?原来每逢考试,总有一首试帖持,五言六韵,或是五言八韵,因此从小就要练习起来。这八股八韵的考试制度,先把儿童的脑筋,冻结起来了。

  大概开笔作文,总是先做诗,后作文,这个传统,不知从何来的。不过我在这四句诗约略可以诌成的时候,顾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为了预备考试起见,便要学作制艺。(名曰“时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题”,其次做“起讲”,随后做“起股”“中股”“后股”,才得完篇。但顾先生却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内的小论,题目也是出在四书上的,第一篇是“学而时习之论”。

  我在顾先生案头,很有进步,顾先生对我,也循循善诱。当时的作文,不是像现代那样用语体文的,我至少对于文言文的虚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两年多光景吧,这其间有个波折了。原来这位先生是张氏延请的,我不过是附读而已。张氏老太太因为她的儿子进境很迟,说先生偏爱了我,这位老太心窄嘴碎,时时冷言冷语,我祖母听了,便不服气,以为她们自己溺爱,学业不进,却迁怒人家。于是在我十三岁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静澜先生为师了。

  顾九皋先生是一位道学家,平日规行矩步,目不邪视。他每日要写几行“功过格”,把每日自己的行为,为功为过,写在一本簿子上。这本写“功过格”的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不给人家看见,我们却千方百计想去偷看他的“功过格”。有一天,他的抽屉忘记锁了,被我们偷看了,中有一条写着道:“今日与年轻女子作戏谑语,记大过一。”我们看了都大笑,以为顾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从我出了他的书房门,又过一年,他也辞馆了。好像他曾经出了一次门。一直到我进学那一年,照例,要抄考试的文章给教我作文的师长看,到他家里,他非常客气,将文字加圈,加上赞誉的评语,还送我到大门外。后来我为饥寒所驱,奔走在外,一向不曾去谒见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乡谈起说,苏州有两位共产党,都是顾九皋先生之子,现在已被捕入狱了。我想顾先生是一位道学家,怎样他的世兄是共产党呢?如果嫌疑轻,或者可以想营救之法。因为那个时候,嘉兴沈家,有一位学生(沈钧儒先生的侄辈),也是以共产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托(定九为钧儒之兄),向陈公洽(仪)说项,托他在宪兵司令部保出来的。到了从南京回上海时,我特地在苏州下车,访问此事,他们告诉我;这还是前年的事,那两位世兄,一位已瘐毙狱中,一位释放出来,现在不知何往了。至于顾先生则已逝世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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