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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3)


  九 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但这冷酷的态度,终不能令人满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动,普通称作新主观主义。其中约可分作两种:

  一是享乐主义。片上天弦论明治四十四年文坛情状,有这一节,说得明白:

  “一二年来,对于自然派静观实写之态度,表示不满,见于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经验,此派之人,则欲注油于生命之火,尝尽本生之味。彼不以记录生活之历史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历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观照,而在生之享乐;不仅在艺术之制作,而欲以己之生活,造成艺术品也。”

  此派中永井荷风最有名。他本是纯粹的自然派,后来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所作长篇小说《冷笑》是他的代表著作。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一是理想主义。自然派文学,描写人生,并无解决,所以时常引人到绝望里去。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这就暂称作理想主义。法国柏格林创造的进化说,罗兰的至勇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同英美诗人勃来克与惠特曼的思想,这时也都极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派新文学。到大正三四年时(1912—1913),势力渐盛,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长与善郎里见弴志贺直哉等,也都有名。

  早稻田大学,自从出了岛村抱月相马御风片上天弦等以后,文学上狠有势力。随后新进文士,也出了不少。中村星湖离了客观的自然主义,提倡问题小说,兴起主张本位的艺术。相马泰三著作,带着唯美的倾向。谷崎精二是润一郎的兄弟,却是人道主义的作家,有短篇集《生与死之爱》可以见他的思想一斑。

  十 以上所说,是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变迁的大概。因为时间局促,说得甚是粗浅。好在文科加了日本文,希望将来可以直接研究,这篇不过当一个Index罢了。

  讲到中国近来新小说的发达,与日本比较,可以看出几处异同,狠有研究的价值。中国以前作小说,本也是一种“下劣贱业”,向来没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纪的末一年——以后,《清议》《新民》各报出来,梁任公才讲起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刊行《新小说》,这可算是一大改革运动,恰与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诸书,俱在那时译出,登在《清议报》上。《新小说》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政治小说。

  又一方面,从旧小说出来的讽刺小说,也发达起来。从《官场现形记》起,经过了《怪现状》,《老残游记》,到现在的《广陵潮》,《留东外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可只全是一套板。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问他著书本意,不是教训,便是讽刺嘲骂诬蔑。讲到底,还只是“戏作者”的态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鲁文的一流。所以我还把他放在旧小说项下,因为他总是旧思想,旧形式。即如他还用说书的章回体,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章回要限定篇幅,题目须对课一样的配合,抒写就不能自然满足。即使写得极好如《红楼梦》,也只可承认他是旧小说的佳作,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文学。他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上,原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能用历史的力来压服我们。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

  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胡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他。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却除一二种摘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无名氏诸作了。这宗著作,果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他,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他;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

  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更古今中外,扯作一团,来作他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照上文所说,中国现时小说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时的样子,所以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但其先又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才免得误会,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岳传》一类闲书。——总而言之,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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