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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再是东京


  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在公寓里住了些时候,夏天回家去结了婚。那时适值我也得着了江南督练公所的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所以先回家一走,随即同了他经上海到东京去。自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这四年间,因为我和鲁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够知道,不过说起来也实在不多,因为年代隔得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虽然这是在作后年文艺活动的准备,意义也很是重大的。

  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吧。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艺,主要是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独立与自由。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

  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

  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

  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不过在这中间,曾经奋发过两次,虽是期间不长,于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其一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同了许寿裳陶冶公等六个人去从玛利亚孔特(亡命的俄国妇女)学习俄文,可是不到半年就散了,因为每人六元的学费实在有点压手。用过的俄文读本至今保留着,鲁迅的一册放在“故居”,上边有他添注的汉字。

  其二是在一九〇八年约同几个人,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先生讲文字学,其时章先生给留学生举办“国学讲习会”,借用大成中学的讲堂,开讲《说文》,这回是特别请他在星期日上午单给少数的人另开一班。《说文解字》已经讲完,民报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这特别班也就无形解散了,时间大概也只是半年多吧,可是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

  在这两年中间无意的又发生了两件事,差不多使得他的《新生》运动变相的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一九〇八年春间,许寿裳找了一所房子,预备租住,只是费用太大,非约几个人合租不可,于是来拉鲁迅,结果是五人共住,就称为“伍舍”。官费本来有限,这么一来自然更是拮据了,有一个时候鲁迅甚至给人校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耀”,而且还不曾写完。

  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时间虽是迟了两年,发表的地方虽是不同,实在可以这样的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第二件事是编印《域外小说集》,这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小册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艺部分,只是时间迟了,可能选择得比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总是比听过文字学以前要更进一步了!虽然这部小说集销路不好,但总之是起了一个头,刊行《新生》的志愿也部分的得以达到了,可以说鲁迅的文艺活动第一段已经完成,以后再经几年潜伏与准备,等候五四以后再开始来作第二段的活动了。正如《河南》上写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孙竹丹的介绍一样,译印《域外小说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个朋友的帮助。这人叫蒋抑卮,原是秀才,家里开着绸缎庄,又是银行家,可是人很开通,他来东京医病,寄住在我们和许寿裳的寓里,听了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话,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二集五百册,但是因为收不回本钱来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同时许寿裳回杭州去,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不久也介绍鲁迅前去,这大概是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我写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报告事实。如果事实有不符,那就是原则上有错误,根本的失了存在的价值了。只可惜事隔多年,记忆不能很确,而亲友中又已少有能够指出我的遗漏或讹误的人,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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