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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韬


  《扶桑游记》三卷,王韬撰,明治十三年庚辰(一八八〇)东京栗本氏出版,铅印竹纸,凡三册。王氏以清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春往日本,至秋归上海,所记自闰三月初七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凡一百二十八日,罗尔纲先生所见《东游缟纻录》盖其一部分,即上半也。黄公度作《日本杂事诗》成即在是年,《游记》卷中四月二十二日致余元眉书中亦云,“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

  但他自己只是“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对于日本社会文化各方面别无一点关心。在四月三十日条下有一节云:

  “日东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余笑谓之曰,信陵君醇酒美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赀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王安石囚首丧面以谈诗书,而卒以亡宋,严分宜读书钤山堂十年,几与冰雪比清,而终以偾明。当其能忍之时,伪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真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

  他们这种名士派的才情本来我别无什么意见,但是这篇辩解文章读了觉得很不愉快,文情皆浮夸不实,其人至多可比袁子才,若李笠翁郑板桥还是赶不上了。在东京招待王氏的诸友人中有冈千仞者,于明治十七年甲申(一八八五)来中国游历,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于丙戌分三册出版,其中有关于王氏的纪事可供参考。卷四沪上日记九月八日条下云:

  “访紫诠,小酌。曰,余欲再游贵邦,不复为前回狂态,得买书资则足矣。余笑曰,先生果能不复为故态乎。紫诠大笑。紫诠不屑绳墨局束,以古旷达士自处。李中堂曰,紫诠狂士也,名士也。六字真悉紫诠为人。”

  卷一航沪日记六月八日条下云:

  “过乐善堂,晚餐。吟香曰,紫诠数说头痛,如不胜坐者,恐瘾毒。”

  又九日条下云:

  “张经甫葛子源范蠡泉姚子让来访。谈及洋烟流毒中土,余曰,闻紫诠近亦嗜洋烟。子源曰,洋烟盛行或由愤世之士借烟排一切无聊,非特误庸愚小民,聪明士人亦往往婴其毒。”

  此言王氏吸雅片,而辩护者又托辞于志士以此遣愁,此说最无聊,也极不可信。信陵君的事我们不知道,若平常一文人或下第或罢官,便自以为宇宙间最大冤屈,沉溺于酒色,或并吸大烟,真者已可笑,假者无非饰词纵欲耳。《晋书》记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如此之事可谓不得已,但岂平常的人所能模仿。卷七沪上再记十二月七日记在聚丰园与王紫诠晚餐事云:

  “洋烟盛行,酒亭茶馆皆无不具。曰,吃烟守度不必为害,其人往往保六七十寿。又曰,吃烟过度为瘾,可畏,唯不受他病。此皆顺为之辞者。”

  所云“曰”者,盖皆紫诠之词也。又二十三日与寺田望南访紫诠,晚会于聚丰园,来者八九人:

  “望南观诸君就床吃洋烟,讶甚,曰洋烟果不可遏乎。紫诠曰,遏之极易。问之,笑曰,吃者杀之莫赦。又曰,洋烟何害,人固有以酒色致病而死者,以酒食之乐有甚于生者也,其死于烟毒何异死于酒色。此言虽戏有一理。”

  照这两节看来,王氏的吃烟的态度更是明白,这已经不是排闷而完全为的是享乐了。冈氏系王之旧友,弄词章而又谈经济,对于中国的洋烟深恶痛绝,日记中屡见,乙酉一月二日记与望南参观烟窟事云:

  “入室内,男女横卧吃洋烟,颜无人色,为行僵尸间之思。一人炽炭,大釜煎物,恶臭满室。望南问何物,曰制烟膏也。望南色然曰,此胜母里,盍回车。”

  卷二苏杭日记八月一日条下云:

  “余私谓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无可下手。”

  则又决然下断语,持与王紫诠的话相较,觉得此二游记的著者盖不可同日而语矣。冈氏所云六经毒,不独指科举制艺,并包括考据义理在内,可谓有识。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六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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