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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之二


  我为《宇宙风》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学问的小文之后便拟暂时不再写这类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东京的新闻杂志社的嘱托都一律谢绝了,因为我觉得多写有点近乎投机学时髦,虽然我所有的资料都是事实,并不是普通《宦乡要则》里的那些祝文祭文。说是事实,似乎有价值却也没价值,因为这多是平淡无奇的,不是奇迹,不足以满足观众的欲望。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若是神则所需要者自然别有神话与其神学在也。乃宇宙风社来信,叫我再写一篇,略说豫才在东京时的文学的修养,算作前文的补遗,因为我在那里边曾经提及,却没有叙述。这也成为一种理由,所以补写了这篇小文,姑且当作一点添头也罢。

  豫才的求学时期可以分作三个段落,即自光绪戊戌(一八九八)至辛丑(一九〇一)在南京为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在东京及仙台为中期,自丙午至己酉(一九〇九)又在东京为后期。

  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后期,因为如他的自述所说,从仙台回到东京以后他才决定要弄文学。但是在这以前他也未尝不喜欢文学,不过只是赏玩而非攻究,且对于文学也还未脱去旧的观念。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幾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我记得最后的一部是在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所买的《黑太子南征录》,一总大约有二三十种罢。其时“冷血”的文章正很时新,他所译述的《仙女缘》,《白云塔》我至今还约略记得,还有一篇嚣俄(Victor Hugo)的侦探谈似的短篇小说,叫作什么尤皮的,写得很有意思,苏曼殊又同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新闻上译登《惨世界》,于是一时嚣俄成为我们的爱读书,搜来些英日文译本来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丙午年夏天豫才在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退了学,回家去结婚,其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练兵处考取留学日本,在校里闲住半年,这才决定被派去学习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转,同豫才到东京去。豫才再到东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不必重述,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清楚了,但多少总有关系。

  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么。又有人(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客乃默然。看这种情形,《新生》的不能办得好原是当然的。《新生》的撰述人共有几个我不大记得了,确实的人数里有一位许季黻(寿裳),听说还有袁文薮,但他往西洋去后就没有通信。结果这杂志没有能办成,我曾根据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几种书写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话》,稿今已散失,杂志的原稿纸却还有好些存在。

  办杂志不成功,第二步的计画是来译书。翻译比较通俗的书卖钱是别一件事,赔钱介绍文学又是一件事,这所说的自然是属于后者。结果经营了好久,总算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笔,说明宗旨云: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由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

  过了十一个年头,民国九年春天上海群益书社愿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写的,头几节是叙述当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这里: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失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这里可以附注几句。《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印了一千本,第二册只有五百本。印刷费是蒋抑卮(鸿林)代付的,那时蒋君来东京医治耳疾,听见译书的计画甚为赞成,愿意帮忙,上海寄售处也即是他的一家绸缎庄。那个去试验买书的则是许季黻也。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作二篇,伽尔洵(V.Garshin)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来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 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书耳。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尚不甚发达,比较的绍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

  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把这篇拆出保存,至于波兰自然更好,不过除了《你往何处去》,《火与剑》之外不会有人讲到的,所以没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书目,设法购求古怪国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兰,捷克,塞尔比亚,勃耳伽利亚,波思尼亚,芬兰,匈加利,罗马尼亚,新希腊为主,其次是丹麦瑙威瑞典荷兰等,西班牙义大利便不大注意了。

  那时日本大谈自然主义,这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买的法国著作大约也只是茀罗贝尔,莫泊三,左拉诸大师的二三卷,与诗人波特莱耳,威耳伦的一二小册子而已。上边所说偏僻的作品英译很少,德译较多,又多收入勒克阑等丛刊中,价廉易得,常开单托相模屋书店向丸善定购,书单一大张而算账起来没有多少钱,书店的不惮烦肯帮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泽死于肺病,于今却已有廿年了。德文杂志中不少这种译文,可是价太贵,只能于旧书摊上求之,也得了许多,其中有名叫什么Aus Fremden Zungen (记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种,内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评荷兰凡蔼覃的文章,豫才的读《小约翰》与翻译的意思实在是起因于此的。

  这许多作家中间,豫才所最喜欢的是安特来夫,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罢,虽然也不能确说。此外有伽尔洵,其《四日》一篇已译登《域外小说集》中,又有《红花》则与莱耳孟托夫(M.Lermontov)的《当代英雄》,契诃夫(A.Tchekhov)的《决斗》,均未及译,又甚喜科洛连珂(V.Korolenko),后来只由我译其《玛加耳的梦》一篇而已。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N.Gogol),《死灵魂》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支打架》,喜剧《巡按》等。

  波兰作家最重要的是显克微支(H.Sienkiewicz),《乐人扬珂》等三篇我都译出登在小说集内,其杰作《炭画》后亦译出,又《得胜的巴耳得克》未译至今以为憾事。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里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此盖为不懂幽默而乱骂乱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正传》第一章的那样缠夹亦有理由,盖意在讽刺历史癖与考据癖,但此本无甚恶意,与《故事新编》中的《治水》有异。)捷克有纳卢陀(Neruda),扶尔赫列支奇(Vrchlicki),亦为豫才所喜,又芬兰乞食诗人丕佛林多(Päivärinta)所作小说集亦所爱读不释者,均未翻译。

  匈加利则有诗人裴彖飞(Petöfi Sandor),死于革命之战,豫才为《河南》杂志作《摩罗诗力说》,表章摆伦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彖飞为之继,甚致赞美,其德译诗集一卷,又小说曰“绞手之绳”,从旧书摊得来时已破旧,豫才甚珍重之。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热心读其每日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曾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似不甚感兴味。

  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也。豫才于拉丁民族的艺术似无兴会,德国则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图斯忒拉如是说》常在案头,曾将序说一篇译出登杂志上,这大约是《新潮》吧。尼采之进化论的伦理观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册英译本也搁在书箱里多年没有拿出来了。

  豫才在医学校的时候学的是德文,所以后来就专学德文,在东京的独逸语学协会的学校听讲。丁未年(一九〇七)同了几个友人共学俄文,有季黻,陈子英(濬,因徐锡麟案避难来东京),陶望潮(铸,后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权(刘申叔的亲属?后以侦探嫌疑被同盟会人暗杀于上海),共六人,教师名孔特夫人(Maria Konde),居于神田,盖以革命逃至日本者。未几子英先退,独自从师学,望潮因将往长崎从俄人学造炸药亦去,四人暂时支撑,卒因财力不继而散。

  戊申年(一九〇八)从太炎先生讲学,来者有季黻,钱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钱德潜(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报社,听讲《说文解字》。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这篇小品我至今还是很喜欢)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恐印刷为难,始将这些古字再改为通用的字。这虽似一件小事,但影响却并不细小,如写鳥字下面必只两点,见樑字必觉得讨嫌,即其一例,此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与复古全无关系,且正以有此洁癖乃能知复古之无谓,盖一般复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谈,若穿深衣写篆字的复古,虽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但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虽然时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同盟会的人。他也没有入光复会。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连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属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记述的都重在事实,并不在意义,这里也只是报告这么一件事实罢了。

  这篇补遗里所记是丙午至己酉这四五年间的事,在鲁迅一生中属于早年而且也是一个很短的时期,我所要说的本来就只是这一点,所以就此打住了。我尝说过,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约我要算知道得顶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顶清楚,所以关于晚年的事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即不知为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谈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无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当在于此,但或者无可取也就在于此乎。

  念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记

  为行文便利起见,除特别表示敬礼者外,人名一律称姓字,不别加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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