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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的气派


  ——英雄的时代要求英雄的表现

  本文见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国《土曜文学评论》,专栏作家多罗色·汤姆生女士(Dorothy Thompson)作。

  我读罗素·达文鲍特(Russell Davenport)《我的国》时,自己有一种观察,从这种观察想起了许多话。这种观察就是:五年前达文鲍特不会写这篇诗,五年前批评家会将它撕成碎片,说是“过甚其辞”,“主于劝教”,“火气太大”。这种观察可与事实配合起来看——事实是这篇包罗万象的长诗一星期销到两千本,学生、工人、商人,抢着读,读时满眶眼泪,和我一样,他的心里充满了感谢。(译者别有一文介绍《我的国》,见《时与潮文艺》三十四年三月号,又杨因翰先生有全译本,中外出版社印行。)

  还有些值得观察的别的事。巴黎解放后开秋季沙龙时,青年巴黎艺人反对皮卡梭(Picasso)的画,叫着“解释!解释!”他们要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解释的是什么呢?照我看,在法国困难之后,他自然还该像从前一样作画。他的“古尼卡”那幅画是一变;这位近代的天才企图在画布上描出生活的面目的可怕的表现。但是法国民族经过种种剧烈的忧惧,内外生活根本动摇,皮卡梭却还凭着他在战前、占领前的同样的神秘的智慧回到他们当中,那自然是不够的。

  假如我可以在艺术范围外举别的例,我要举我自己。在这一回总统竞选中我有过一回演说,据说很惊人;演辞发出五十多万份,还有要的。在五年前我不能也不会有这番演辞。感动人,并且似乎感动人很深的,不是演辞的前一部分;那一部分只是叙述事实,像律师的节略一般,我只希望那是些合理的,真实的话。但是后一部分却表现了对于一个厌倦的,负担过重的人,对于多少厌倦的,负担过重的民众的,一种宏深而严肃的情感。我“胆敢”——回想起来,真是大胆,虽然我当时并不觉得如此——用那一向称为“讲坛式”的表现,这种表现方式在演说台上,广播机前已经废止了差不多三十年。

  假如我们将眼光转到苏联,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进行着。在列宁格勒之围里,萧斯塔柯维兹(Shostakovitch)写出他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从那时以后,成为战争艺术最有力的表现之一,不但为了俄国人,并且为了联合国一切人。但是从如此能够表现我们时代的这部交响曲,却看出那传统的,那情感的,那“伟大的行列”是回来了。

  早期的共产党诸领袖曾经企图将纯粹的知识群放在新环境中运用,但是在现时种种进攻、争斗、死亡、毁灭、怕人的、惊人的、灼人的经验中,已证明纯粹的知识群简直不够用。俄国已经使一般英雄复活了;这中间有许多原是马克思所诅咒的,有许多原是三十年来全俄青年用的教科书里所诅咒的。记得在一个俄国学生的日记里,那学生表示要“向那些老沙皇唾口水”;记得他是从一个故事中读到那些老沙皇,但是日记出世时,那种故事已经绝迹了。可是现在,教美国急进派担心的是彼得大帝,伊凡第四,加赛林大帝,都又成了民族英雄了。他们担心这些人从过去里复活起来,会引起反动的局面,这个想着也有些道理。从这些英雄的复活,却又看出人们在渴求伟大,在渴求对于无时限的连续性和历史命运的意识,没有这种种,现在的苦难会教人忍受不住的。

  我随手举的这些例子是根本的变化的一些象征。许多左翼的人会说这些是退步的标志,但是也怪,那些人民自己的态度正相反,他们一边努力于“人民的民主”,要使人民广泛参加我们的社会的经济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要求艺术的表现;这种表现原是群众向来不去领会也不能领会的。实际上艺术从不曾像过去三十年这样和民众的生活分家。诗人为别的诗人写诗,画家为别的画家和画商作画,民众的艺术只有大乐曲中零星采用的调子——跟笑剧、电影。

  奇怪的是最神秘的艺术却自称为“革命的”。这种艺术决不是革命的,多半是阴柔的,内转的,至多是反叛的——而反叛和革命怎么说也不是一回事。久特罗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从不会写作一首革命的诗,因为她所写的都不能鼓动人心——除了神秘性的人,就不能启发别个。一切革命的艺术不要为艺术的艺术,只要为人生的艺术。急进派所称为急进的艺术实在是一块不毛之地,艺术的精华已竭。这种艺术聪明,熟练,诉诸智力,可供装饰,小巧,是一座象牙塔。它轻视“大行列”;躲避丈夫气;又害怕又讨厌每个大题目——“跳舞的群星,变化的天地,广大的战争,生活,死亡,出生。”它拒绝说“是”是“是”,“否”是“否”。

  反抗知识分子和“知识阶级”——艺术家在内——是我们这时代一件惊人的大事,是法西斯主义主要的一面。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已戟指大叫。但是他们皆自省一番。群众恨他们,是恨他们齐根切断了人的信心。生活艰难而苦楚,死亡更艰难,更苦楚。世界是一座地狱,一些无目、无心、无灵魂的机械人在爆炸中消磨掉家庭,神龛,母亲的照像,活孩子的身子。一个青年人,生命像酒一般在他血脉里歌唱,眼睛却得小心的死盯住这种攻势;于是只成了一个侧影,一个火焰,再没有别的,千百万拉结(Rachel)哭她们死掉的儿子,“忧愁”将石头压在千百万颗心上,不是艺术家,诗人,先知,谁来给我们自己解释我们的经验呢?他该告诉一位母亲说她的儿子是一些化学物质的很匀称的化合物吗?该说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吗?该说三个青苹果包含着宇宙吗?

  沙龙里,文学茶会里的谈话,画院里专门的指导书,用优越的调子解释神秘作品的心理分析的意义;心理学家,统计人的种种反应,说这就是“人”;以及布满各种的止痛药——真正人民的麻醉剂——商业化的电影,刺激性的广播节目,悦耳荡心的跳舞音乐:——这一切将灵魂埋葬到比炮弹坑更深的深处,这一切告知人类说他的苦难的意义是无意义。

  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向灵魂说话,都告诉人它的伟大。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净化的,安慰人的。这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说不出的人的舌头。历代对艺术家公认的一句话是:“那是我见到了却看不出的;那是我觉到了却说不出的。”惠特曼——“夸大,过火”——论到诗,诗人在美国的作用,道:

  从别的诗篇挤出来的诗篇会过去的。愿望有活力,愿望伟大,只能凭着有活力的,伟大的行为。……最能自尊的民族的灵魂,可以和它的诗人们的灵魂遇合在半路上。……诗人身分的证据是,他的国家亲爱的吞下他,他也亲爱的吞下他的国家。

  又道:要做最伟大的诗人的人,直接试验就在今天。假如他不能让他的当前的时代弥漫了自己,像大洋的潮水一般……假如他不能将他的整个国王——身体和灵魂——吸引向自己,不能拿出无比的爱抱着它的脖子……假如他不能让他的时代将自己变了形……那么,教他自己且同着大家走,等着他的发展罢。

  还有:能以满足灵魂的是真理。最伟大的诗人细心谨慎,终于能够应合灵魂的渴望,让他满意……灵魂从没有受骗过一次,它是决不会受骗的。

  还有:最伟大的诗人从已有的和现有的,造成将有的境界。他将死人从棺材里拉出,使他们重新站起来……他对过去说,起来,在我面前走,让我认识你。他学会这一课。他将自己安排在过去变成现在的地位上。

  这篇论文的全部应该重读——《草叶集》一八五七年版《导言》,——才能明白真正革命的艺术的本性。这种艺术是生活的革命,并非自身的革命。

  这个艺术不让自己从生活或民众退却,却通过他们使自身坚强起来。它不从高而下将它所以为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也不为了他们而降低身分,只用它所能够驾御的最高贵的语言向他们说话;好像在说,我心里有伟大,我在你们面前要见出那伟大,因为我在你们之中,尊敬你们。

  在一切时代,除非群众被糖衣止痛剂极端腐化,“大行列”总能吸引群众的。一个民族的艺术是在中古时代极盛期教堂的墙壁上,石头上,这种艺术发扬上帝的,和依于上帝的人类的光辉,而得到感谢、尊敬、爱与畏。它描写人民,照着他们的样子,可以升华了一些性质到高处去,到顶上去;这一些是超乎经验的——他们可以成就这一些。“大行列”总鼓舞人们的热望。

  在“英国最黑暗的时候”,邱吉尔的许多演说辞重新抓住了那响亮的行列;詹姆士国王圣经译本的节奏,英国最伟大的时代的气味,是回来了。英雄时代要求英雄的表现。

  到处人民渴求知道他们是靠什么活着,他们无论怎样不自觉,也总在切望将来的憧憬的出现。罗斯福总统在波士顿演说时,那演辞充满了犀利的,机智的语句;广大的人群聚在露天里,笑着,随时欣赏着。但是到了末一段,他变了调子,用清朗的热忱论到美国的过去和将来。他说:

  和平,跟战争一样,得有一种同志的精神,事业的精神,不自私的精神,得有一个不可克服的胜利意志。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多少世代以来,对荒野战争,对山河战争,对水旱战争,对压迫与不宽容战争,对贫穷对疾病战争。……

  我说我们为了美国,为了文明,这种仗得打下去,规模得大,要使这一回抵抗暴政抵抗反动的战争不是白费的,种种困难,种种失望,也许阻碍进步的轮子,我们得打过去。……

  我说我们得进行一种和平,这种和平要能够吸引那些最高的人,最能干的人,最有思想的人。

  那是我对全面胜利的意义的概念。……那概念是根据一种信心——对于美国的无限的运命不可征服的精神的信心。

  一位在场的人告诉我,这番话是整个的信心的证据,是在和平中进行的为了文明的大战的图影,当时民众都听得迷住了,默默的站着,仰面看看总统,欣悦的注意着,末了一阵掌声像吼一般。为什么?因为当时总统给他们说了他们所需要听的话——三十年玩世主义,四年最可怕的战争,将他们的生活炸得只剩下些精神的真空,他们需要些东西将这真空填起来,总统的话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总统这回不用炉边播讲或报告的方式,而用大的气派说话,说给那活生生的男女一群人;他们彼此够得着,彼此在不知不觉中摸索着,他们向他摸索着,摸索着安慰与扶持。

  这时代,我们在其中出了这么多汗、这么多血、这么多眼泪来作战——这时代不是变成惊人而美丽的伟大,就会变成惊人而阴森的幻灭。这时代会产生些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拿出无比的爱抱着他的脖子,要不然就会产生倒霉的另一代人,丧气的、玩世的人。时代对于能干人,天才,和能够再造时势的人的挑战,从来没有这样利害过。这时代它的身量和面积,带着它的一切忧惧,要求艺术家表现;这些艺术家要能够用饱满而有训练的情感,将时代的种种放到怀抱里去。“懦怯的人一定会过去的。将来保证诗人、欢迎诗人的,不是智力了……精练,躲闪,文雅,那一套都消沉了,没有人记得了。这民族只有向着跟它自己一样好的去处走,向着它自己两相像的去处去,才能走到那半路上去。”

  美国会在艺术的一切形式里来一个再生时代,要不然就证明她的那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毫无价值可言。

  那么,叫他们小心罢。

  因为诗人和艺术家如已证明无价值,证明不了解这民族的灵魂的情形,他们便由于一种不自觉的卖国意识,毁灭了自己,而他们的毁灭对于这民族是一种威胁——他本身也会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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