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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诗体正变(3)


  所谓“天成”“自得”“超然”“高风绝尘”,只是自然和浑成的意思,跟书法的“萧散简远,意在笔画之外”相通。苏氏看出李、杜、韩极诗之变,恰如颜、柳“极书之变”一般;但那“高风绝尘”的衰息,他还是在低徊惋惜着的。文体的变是有意的复古的主张,所以他说“复归于正”;诗体的变只是自然的求新的趋向,所以他不免怀古的口吻。后来朱子也论到诗体的变,他《答巩仲至(丰)书(四》)道: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谓“古人之风”,也指的“高风远韵”。但他以“高风远韵”为“根本准则”,便和苏氏有些出入。他说“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巩书》三,《集》六十四),就指的《书黄子思诗集后》那一篇里的话。“病李、杜”显然不合苏氏原意;说他“自悔其平时之作”,似乎也出于成见。

  不过这种以“高风远韵”为正宗的意见,后来却成了一般的意见。如刘克庄的《韩隐君诗序》道:

  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后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诗序》道: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亦非诗也。(同上)

  刘氏对杜、韩两家都有微词。严羽《沧浪诗话》也道: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诗辨》)

  所谓“仿佛风人”,所谓“一唱三叹之音”,都就是“高风远韵”。这种意见又是复古的倾向,但也还是为的通变。原来宋诗自黄庭坚以来,有意的求新求变求奇。他指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法门,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并且说这是“诗人之奇”(《再次韵杨明叔诗》引,《山谷诗内集》十二)。又倡所谓夺胎换骨法,说道: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

  这又是“以故为新”的节目。黄氏开示了这种法门,给后学无穷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穷力追新”,这就成了江西诗派——惟其有法门可以传授,才能自立宗派。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刘勰说的“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于是乎从朱子起又有了复古论。这回的复古的理论到了明代实现,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种新风气。

  文到六朝成为专科之学。范晔作《后汉书》,创立《文苑列传》,钟嵘定《诗品》,刘勰论《文心》,都在此时。而刘氏更注重文体的代变。《时序》篇开端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着就从陶唐叙到江左,作一断语: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论列各体,也都详述源流迁变。在前沈约已经论到文体的变,《宋书》六十七《谢灵运传论》中道:

  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以下直叙到宋代的颜、谢为止。但刘氏论文,专门名家,详备自然远在沈约之上。他们这些文字却都是我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见出独具手眼。根柢在他们能识变;而这又是跟当时追求“新变”的风气相应的。刘勰以后,论“文变”的便多起来。唐人修六朝史书,多有文苑传或文学传,传各有序或论,皆论“文变”;并且多引《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语(《贲卦彖辞》,《周易》三)为论据,正见出六朝以来的风气。文士著作中也有论的,前引卢藏用的《陈子昂集序》末云,“故粗论文变而为之序”,便是一例。这些都是通论历代“文变”;至于专论一代的,似乎从宋祁《唐书》二〇一《文艺传序》创始。他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王、杨是一变,燕、许是一变,韩愈又是一变。专论诗体的变的也有通论和断代的分别。严羽《沧浪诗话》有《诗体》一篇,辨析历代诗体最细;他分唐诗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体,是至今通行的“四唐”说的源头。

  “文变”是指诗文体的变;这个“变”是“患凡旧”,是“化而裁之”,是“趣时”。复古也罢,求新也罢,“变”的总是新的;“变”能成体,这新的就是好的,即使未必是更好的。“变则通,通则久”,“变”是可喜的。明白了通变的道理,便不至于一味的隆古贱今,也不至于一味的竞今疏古,便能公平的看历代,各各还给它一副本来面目。分体或分期,就为的看清楚这些个本来面目。唐代的诗比历代盛,也比文盛,所以严氏分体最多。后来论诗体的也特别注重唐代。元时杨士弘选录唐诗,成《唐音》一集,叙目里说唐人选唐诗多载中晚唐人诗,盛唐诗甚少,宋人选唐诗也多载晚唐人诗。他原来也只能读到这些选本,后来才得着人家收藏的许多初唐、盛唐诗,“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他将严氏的五体并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四体;所谓“中唐”,包括“大历体”“元和体”,是杨氏新立的名目。这样就见得整齐了。唐、宋人选诗侧重中晚唐,正是《文心》所谓“近附而远疏”;杨氏采取严羽的理论,分期精择,便公平得多。他特别注重音律,所以集名《唐音》,又以“音”“响”标目。叙目里道:

  夫诗之为道,非惟吟咏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庙,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岂偶然哉?

  律体新创于唐代,古诗和律诗的分别就在音律上;重音律正是唐诗的面目。杨氏看清楚了这副面目,所以说“审其音律之正变”,又说“求之音律,知其世道”,“世道”就是“时”。“音律之正变”虽“以其时”,更“以其人”、以其诗,所以他的“正音”里有“唐初”和“盛唐”,也有“中唐”和“晚唐”,前二者为一类,后二者又为一类。他说“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虽各成家,然体制声响相类”,可见所重在“其人”、其体、其诗。他的“始”“正”之分是“以其人”兼“以其时”;“正”“遗”之分是以其诗、“以其人”兼“以其时”。

  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承《唐音》而作,《总叙》里说得明白;他也采取严羽的诗论,并见《总叙》中。《总叙》论唐诗的变道: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近体、往体长短篇,五七言律、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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