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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文艺


  刚才主席说过,“五四”是“人的发现”,但“五四”同时也是“青年的发现”与“现代的发现”。在“五四”以前,是老人才有权威,现在却要年青才行,像我这样头发白了的人是不行了,现代的发现则是要把握住现在。“五四”时代的文艺我想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是从新文体到白话文,新文体是清末时代的新生文体,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和胡适之,主张推翻桐城派和文选派的文体,八股更要推翻,新文体是要应用到报纸上,要使了解的人更多。要通俗化,对象是读书人和受新教育的青年,也就是开通民智。梁启超的文章确曾收到了大的效果,民国以后《新青年》出版,胡适之与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学,白话的来源,除旧小说之外,我看还有当时的讲演,讲演对语言的帮助很大;再有一种是与传统有关的语录,语录是宋代学家讲授时的笔录。旧小说中的话是像说书人的话,因为来自民间,表现出受压迫的情绪,都带有自嘲的口诀式的,以致乐为目的的滑稽,或说是侍候人的口气。到今天说大鼓的还要说“侍候您一段”,语录便是没有“侍候人的气息”的白话,影响很大。白话文学后来受欧化影响,又生变化,但白话文学确是经过“五四”才广泛展开来的。

  第二,谈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五四”在民国八年,新文学运动在民国六年,应从民国六年说起,胡适之写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说过他的主张是温和的,如无陈的激烈运动,白话不会开展得这么快。其内容用胡适之自己的话说是“文字解放”“文体解放”,八不主义中有三不是“不要言之无物”,“不做无病呻吟”,“不避俗语俗字”,这是用当时的言语来表达出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有一点须要说明,中国白话由来已久,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意见是正确的,唐朝以后士与民之间的对流很大,宋以后,民间的东西如小说戏剧都抬起头来,白话便开始于人民要表现自己的东西。陈独秀的主张,是用国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反对古典文学,用社会文学反对山陵文学;国民便是人民,社会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写实文学是用人民的语言,所以总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学”。因为时代的不同,那时候不能说的这么干脆,但也已经很干脆了。

  第三要说到鲁迅先生,有了理论,还要有创作,就是“拿出证据来”。他的第一部创作便是《狂人日记》,里面提到礼教与孩子,那时的批评,说它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象征的意义”,“吃人的礼教”。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平常,当时却如洪水猛兽,说这句话的便是狂人,今天不是狂人也要说这样的话,足见是进步了。礼教怎么吃人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强凌弱,大吃小,强者大者便是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非纯是势利,被吃的人便是村人,就是农民,所以批评《狂人日记》者说“发现了村人的性格”,村人便是封建社会下被压迫被损害的一群。胡适之说过,一个人是爸爸的儿子,爷爷的孙子,又是儿子的爸爸,上下夹攻,没有办法,如果有了七八个孩子,慢说现在,就在“五四”时候也毫无办法。《狂人日记》里喊出“救救孩子!”并且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便是当时给“封建社会”的代名词,鲁迅便是肩起闸门放出孩子去的。他当时虽认为希望不多,但希望总是有的,他就用艺术方法表现了出来,要怎样救救孩子呢?就是说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先生,到今天也仍然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五四时代的文艺。

  194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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