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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年读书风气


  《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者在“卷头语”里慨叹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书籍出版之少。这是不错的。但他只就量说,没说到质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来书籍出版之滥;有鉴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寻常的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书似乎更滥些;一个人只要能读一点古文,能读一点外国文(英文或日文),能写一点白话文,几乎就有资格写这一类书,而且很快的写成。这样写成的书当然不能太长,太详尽,所以左一本右一本总是这些“概论”“大纲”“小史”,看起来倒也热热闹闹的。

  供给由于需要;这个需要大约起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青年开始发现自我,急求扩而充之,野心不小。他们求知识像狂病;无论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的历史及理论,或者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都不迟疑地一口吞下去。他们起初拚命读杂志,后来觉得杂志太零碎,要求系统的东西;“概论”等等便渐渐地应运而生。杨荫深先生《编辑〈中国文学大纲〉的意义》(见《先秦文学大纲》)里说得最明白:

  在这样浩繁的文学书籍之中,试问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们是个欢喜研究中国文学的话。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从时间上,与经济上,我们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终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满我们的欲望。于是其中便有聪明人出来了,他们用了简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国文学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这通常便是所谓“文学史”。(杨先生说这种文学史往往是“点鬼簿”,他自己的书要“把中国文学稍详细的叙述,而成有一个系统与一个次序”。)

  青年系统的趣味与有限的经济时间使他们只愿意只能够读这类“架子书”。说是架子书,因为这种书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这副架子,除知识欲满足以外,还可以靠在这架子上作文,演说,教书。这便成了求学谋生的一条捷径。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但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从前人著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著书,只写点札记就算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关系最大。他们穷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干下去,知道的越多,胆子便越小,决不愿拾人牙慧,决不愿蹈空立说。他们也许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这种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曾听见某先生说,一个学生学了“哲学概论”,一定学不好哲学。他指的还是大学里一年的课程;至于坊间的薄薄的哲学概论书,自然更不在话下。平心而论,就一般人看,学一个概论的课程,未尝无益;就是读一本像样的概论书,也有些好处。但现在坊间却未必有这种像样的东西。

  说“概论”“大纲”“小史”,取其便于标举;有些虽用这类名字却不是这类书,也有些确不用这类名字而却是这类书——如某某研究,某某小丛书之类。这种书大概篇幅少,取其价廉,容易看毕;可是系统全,各方面都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编这种书只消抄录与排比两种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训练的人都能动手。抄录与排比也有几等几样,这里所要的是最简便最快当的办法。譬如编全唐诗研究罢,不必去看全唐诗,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诗,只要找几本中国文学史,加上几种有评注的选本,抄抄编编,改头换面,好歹成一个系统(其实只是条理)就行了。若要表现时代精神,还可以随便检几句流行的评论插进去。这种转了好几道手的玩意,好像搀了好几道水的酒,淡而无味,自不用说;最坏的是让读者既得不着实在的东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机会,还养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气。再加上编者照例的匆忙,事实,年代,书名,篇名,句读,字,免不了这儿颠倒那儿错,那是更误人了。其实“概论”“大纲”“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张,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后,写出来的小书;二是融会贯通,博观约取的著作;虽无创见,却能要言不繁,节省一般读者的精力。这两种可都得让学有专长的人做去,而且并非仓卒可成。

  193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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