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选小传·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

　　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古代诗史》附录之二，见《国学月报》3）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序文“汉末建安中”一语，只能证明焦仲卿是汉末的人，他们夫妇殉情是汉末的事，但不能证明这篇长诗是汉末的作品。

　　第二，序文中有一个很大的破绽。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这是序文中告诉我们的，就诗中的叙事看来，他的确是庐江的土著。建安时的庐江，据李兆洛、杨守敬们的考证，即在今江西北部及安徽西南部。但后来他们夫妇殉情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尔雅》云：“华山为西岳”，在陕西中部。请问鄱阳湖边的焦仲卿夫妇，为何不远千里而葬于西岳华山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不通，便要连想到《清乐》中二十五篇的《华山畿》，而《孔雀东南飞》的真时代也连带的发现了。《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古今乐录》云云，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按此说吴兆宜《玉台新咏》注中已举之）

　　第三，此诗带着南北朝人的口吻太多了，例如，“其日马牛嘶，新妇入青庐”。什么是“青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云云，“青庐”之为北朝结婚特别名词，还有一个旁证，《北史》卷八《齐本纪》下云云，“青庐”之名，便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

　　第四，（诗中）所谓（龙子幡）也是南朝的风尚。《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云云，还有宋代的乐府，可做旁证，《襄阳乐》第二首云云。这不又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吗？

　　第五，（梁任公疑心《孔雀东南飞》是六朝的诗，间接受着《佛本行赞》的影响）长篇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之类，在中国的确是凤毛麟角。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诗人不能了解叙事诗的性质。例如苏轼便很看不起《长恨歌》，怪他“费数百言而后成”，“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以为劣于杜甫的《哀江头》”。（司马光《迂叟诗话》）然而佛本《行经》及《佛所行赞》。（均在《大藏经》杂部）便是“寸步不移，犹恐失之”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亦然，他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这一点，我不能不说是印度诗人的影响。假使没有宝云与无谶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

　　《孔雀东南飞》究竟作于何时呢？

　　华山神女冢为宋少帝时事，少帝于西历四二三年即位，翌年去位。《孔雀东南飞》之产生，大约不能在此时以前。

　　至于最迟的限度，自然是《玉台新咏》，《玉台》大约作于（陈）后主时。（考证从略；“大唐新语谓作于梁简文帝晚年”）徐陵死于后主至德元年，即西历五八三年，《孔雀东南飞》既（始）载于《玉台》内，必不能在此年以后。（节录）

　　胡适《白话文学史》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凡是外来的宗教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

　　第二，《佛所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旁”的话，所以陆先生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约即是丹阳县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刘大白《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黎明》十六期）我疑心《孔雀东南飞》中的华山，就是皖山。查汉末所置的庐江郡治，在现在安徽潜山县北面的皖城，《通志》说：“灊（同潜）山西北，一曰皖山，又曰天柱山。汉武帝南巡狩，礼灊之天柱山以代南岳，故一称霍岳。皖，霍，衡，（霍山因为代南岳的缘故，也名衡山）华，都是一声之转，所以汉末的庐江人，也许呼皖山为华山”。也许原文本作皖山，或霍山，而后来传写，讹为华山。

　　张为骐《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一六五期：）与“神女冢”相关的是丹徒的华山，县志云：“华山在城东六十三里，即《乐府》所谓《华山畿》者。上有‘神女冢’。”

　　“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

　　《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引《世说新语·假谲》篇记魏武故事，亦用“青庐”之名。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于一篇诗里呢？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〇—五五〇）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有《艳歌何尝行》，《乐府诗集》载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这岂但是文字上的偶合吗？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依旧保留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按《采菽堂古诗选》云，“五里一徘徊用《艳歌何尝行》语，兴彼此顾恋之情”）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然而这十个字，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后必不很远。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两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的事。（节录）

　　胡适《跋张骐为论〈孔雀东南飞〉》（《现代评论》一六五期：）“《玉台新咏》明明说此诗是‘古诗’。徐陵生于梁初天监六年（五〇七）死于陈末（五五六）。此诗若是齐梁（四七九—五五六）诗，何以徐陵要追称为‘古诗’呢？”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详尽地描写衣饰之类和叙述谈话，古代诗歌辞赋中，未尝没有，如《陌上桑》的描写罗敷，辛延年《羽林郎》底描写胡姬；（均见本卷）又毛诗《卫风·硕人》底描写庄姜，《鄘风·君子偕老》底描写不知名的卫夫人，有人说是宣姜。《楚辞·九歌》湘夫人底描写湘夫人神宫；至于《招魂》，《大招》，更是连章叠节地尽量描写宫室、玩好、女色、音乐、歌舞、饮食之类，而汉代辞赋中各种描写和叙述、谈话，也是很详尽的。还有，繁钦《定情诗》（见本卷）又是何等“寸步不移，犹恐失之”？（节录）

　　《诗镜总论》　《焦仲卿诗》有数病大略繁絮不能举要，病一；粗丑不能出词，病二；颓顿不能整格，病三。尤可举者，情词之讹谬也。如云：“妾不堪驱使，——及时相遣归”，此是何人所道？观上言“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斯言似出妇口，则非矣。当“县令遣媒来”也，“阿女含泪答，——徐徐更谓之。”而其母之谢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则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强也。及其兄怅然，兰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说大义拒之？而云，“兰芝仰头答——那得自任专？”意当时情事，断不如是。诗之不能宛述备陈，亦明矣。至于府君订婚，阿母戒日！归之为计，当有深裁：或密语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则慷慨激烈，指肤发以自将；不则纡郁悲思，遗饮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晚成单罗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晻晻日欲暝，——蹑履相逢迎。”当是时，妇何意而出门？夫何缘而偶值？诗之未当情又明矣。其后府吏与母永诀，回身入房，此时不知几为徘徊，几为惋愤，而诗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从容摅写又甚矣。

　　或曰：诗，虚境也，安得与纪事同论？夫虚实异致，其要于当情则一也。汉乐府《孤儿行》，事至琐矣，而言之甚详。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写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

　　《古诗源》　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

　　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冘慢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翦裁也。

　　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固应尔耳。唐人（顾况）《弃妇篇》直用其语云，“忆我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别小姑去，小姑如我长。”下忽接二语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轻薄无馀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则。

　　“否泰如天地”一语，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蒲苇”、“磐石”，即以新妇语诮之，乐府中每多此种章法。

　　翁方纲曰：中间有于一气用韵之中，插入二韵三韵，以见音节促迫者，又有上下互相插应者。……盖古词音律，（有）不可以后人五言常体概论者矣。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说：“《焦仲卿妻》，又是乐府中之别体。意者如后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乎？”这句话很可信。我们看《焦仲卿妻》诗中，如“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如“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如“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辞气均与现在的大鼓书和弹词相同；而县君先来，太守继至，视历开书，吉日就在三天之内，以及聘物车马的盛况，亦均富于唱词中的故事性，末云“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种唱罢对于听众的丁宁的口气，与今大鼓书中《单刀赴会》的结尾说“明公听了这个段，凡事要忍心莫要高”是很相像的。

　　《古诗选》　以理论之，此女情深矣。而礼义未至，妇之于姑，义无可绝，不以相遇之厚薄动也。观此母非不爱子，岂故嫌妇。承顺之间，必有未当者；织作之勤，乃粗迹耳。先意承志，事姑自有方，何可便以劳苦为足？母不先遣，而悍然请去，过矣。吾甚悲女之贞烈，有此至情，而未闻孝道也。曰“生小出野里”，曰“汝是大家子”；详女归十馀日，而便许它人，则其家为小家可知。哀哉，此女不生于大家，而不闻孝道之微也。

　　府吏良谨愿，然不能谕妇以事姑，而但求母以留妇；不能慰母之心，而但知徇妇之爱。至于彼以死偿，则此不得不以死报。后此之死，死于此女既亡之后，诚无可如何也。抑前此“刑于”之化，犹有未尽乎？

　　论诗本不宜言理，然此有系于风化，故偶及之。作者但言女自请遣，直笔自见矣。

　　《杨维桢焦仲妇并引》　旧序言仲庐江小吏，汉建安时人。古辞凡千七百言。念嫌其辞过冗而情不伦，复述此辞。

　　刘氏有好女，十三能织素，十五能箜篌，十六通书数，十七为焦氏妇，得意焦氏夫，失意焦氏姑，阿母谓阿仲，“汝去尔妇，尔妇自专不受驱！东邻有女如罗敷，吾与汝娶，如水与鱼。”

　　“阿仲孝母复爱妾，爱妾爱必割；母命不可违斯须，仲去妇，无七辜，为吾谢外姆，破镜毋再合，断弦当再续。（平声）妇感仲区区，誓天日，不再家。（叶姑）君如磐石，妾如苇蒲：苇蒲绕石，石不为车。但苦亲父亡；父亡有暴兄（叶），暴若豺与狼。迫我再事人，不得留母堂。脱我旧丝履，重作嫁衣裳；腰袜绣华袜，耳著明月铛。团扇画双鸾，箜篌弹凤凰。羞若市门倚，使我掩面不得藏。昨日县令媒，云有第三郎；今日府君媒，云有第五郎。金鞍玉勒马，青雀白鹄（平声）舫：杂彩三百端，赉钱三万镪。（平声）妇不得却，惧违我暴兄（叶）；宁违暴兄死，不违焦仲使意伤！矢我焦家一姓妇，不为他妇，食二家水浆！”

　　开户四无人，投身赴沧浪。焦仲闻之裂肝肠，挂身一在枯枝桑。两家合葬庐水傍，暴姑悍，泪浪浪！

　　王闿运《拟焦仲卿妻诗李青照妻墓下作》　（见《湘绮楼诗》第一卷及陈衍《近代诗钞》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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